格拉斯剥落一地洋葱皮(图)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网友评论进入论坛  2008-02-18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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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无知以外,格拉斯心中自己的另一大罪责是沉默。当检举和告发盛行时,格拉斯讨厌的拉丁语老师突然消失。此类事情发生时,“没敢问个为什么”成了他多年后心生愧疚的原因。在战后德国文艺圈子里,任何纳粹的“褐色污点”都可能毁了一个作家,尤其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作家。过了几十年,格拉斯终于老了,“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他意识到不能将沉默带到棺材里,“不要回头,干脆说吧”。流着眼泪“剥洋葱”,剥下来的东西,恐怕在明哲保身的国人心里远算不上什么道德污点,而格拉斯却言辞恳切地做了自我批评。如此严以律己、敢说真话的德国老人,即便不再是传媒眼中的社会良心,也足以赢得读者的同情,更不能不让我心生敬佩。


  纳粹问题自是《剥洋葱》的卖点,但格拉斯的洋葱并不是剥到纳粹问题就没有了。母亲身患癌症之时,格拉斯正和未婚妻游冶在外,畅饮着冒险和成功带来的激动人心。母亲临死前,格拉斯锦绣前程的一角已经铺展开来,但他终于没来得及帮母亲完成夙愿,只能把儿时就开始却永远无法兑现的许诺送到奄奄一息的母亲耳边:“等到你痊愈了,咱们俩就……去阳光灿烂的南方…… 是的,去柠檬花开的地方……那儿美极了,到处都很美……一直到罗马,再到那不勒斯……你可以相信我,妈妈……”《癌症无声地袭来时》是《剥洋葱》中最为感人至深的一章。剥去恢弘惨烈的大历史,才呈现洋葱最柔弱灼痛的那一层皮。


  《剥洋葱》中不少篇幅,讲述的是格拉斯在艺术上的成长历程。对艺术的追求,在格拉斯眼中是食、色之外的“第三种饥饿”,除了众所周知的文学成就,他还是画家和雕塑家。坎坷的求艺之路上,失败和成功的恋爱都不在少数,而在物资匮乏的时代,味觉的想象力更是蓬勃发展。食、色、艺的饥饿三重奏,响彻格拉斯颠沛流离的早年生涯。格拉斯的文学拥趸们也能在《剥洋葱》中找到他笔下诸多人物和情节的原型。从《铁皮鼓》中的侏儒马戏演员到《比目鱼》中的菜谱,都能在格拉斯的生活中找到出处。喜欢考据的读者在书中任何一个角落下网都会有所收获。


  而今,格拉斯作为二十世纪文学大师的地位早已确立,著作等身,朋友来访都有好菜上桌,几个女人为他生下不少子女,为数众多的孙辈的名字已然成为老君特的记忆负担。格拉斯选了写自传的最好时机,也为他的自传取了一个绝佳的名字。正是回忆造就了人自身,读完《剥洋葱》的读者恐怕都会同意,那个剥洋葱的格拉斯不过是个替身,真正的格拉斯,就是那一地洋葱皮。


  君特·格拉斯小传


  格拉斯(1927年~),德国重要作家。1927年出生于但泽市。父亲是德国商人,母亲为波兰人。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战后曾从事过各种职业,先当农业工人,学习过石雕和造型艺术,后成为职业作家、雕刻家和版画家。 格拉斯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此外还有《猫与鼠》(1961年)、《非常岁月》(1963年,亦译《狗的年月》),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成为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 1999年,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为什么在60年后打破沉默?


  格拉斯访谈:我为什么在60年后打破沉默?


  《法兰克福汇报》(以下简称“法”):您的回忆录取名《剥洋葱》,洋葱的寓意是什么?


  格拉斯:我必须为这本书找到一种形式,这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自画像都有可能是骗人的——它们也经常是骗人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的经历、让它们一桩桩浓缩成轶事。我想,所有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学回忆录的坏名声。这就是“洋葱”。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会一层皮一层皮地、一句一句地越来越明显,让人可以看出来,这下失踪者将会重新活过来。


  法:创作回忆录的过程中,是什么支撑着您?


  格拉斯:我不想讲这是一次艰难的分娩,但在动笔之前,我确实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因为我原则上反对自传。许多自传都想告诉读者,一桩事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我想写得更坦率,因此形式对我很重要。


  法:您多次说过,直到巴尔杜·封·希拉赫在纽伦堡的认罪,您才相信德国人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现在您十分出人预料地提到,您曾经是武装党卫军的成员。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讲?


  格拉斯: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这么多年来的沉默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这事必须讲出来,终于讲出来了。


  法:您本来不必写的,没人能强迫您写。


  格拉斯:我这么做,是我自个儿的强迫。


  法:您为什么自愿报名参加党卫军?


  格拉斯:一开始,我主要是为了出去,离开困境,离开家庭。我要结束这一切,因此自愿报名了。这也是一桩奇怪的事。我报了名,大概是15岁,事后忘记了实际情形。跟我同年出生的人有许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参加了青年义务劳动军,一年之后,征兵令突然摆在我的桌上。后来我可能来到德累斯顿之后,才发现那是武装党卫军。


  法:您因此有负罪感吗?


  格拉斯:当时吗?没有。


  后来,这种负罪感成了耻辱压迫着我。对于我来说,它始终和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你当时能够意识到你会遇上的事情吗?


  (摘自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对格拉斯的采访,朱刘华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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