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上的“城市” 把脉中国的“大城市病”
这是一本关注古都名城北京、南京死与生的书，反省中国大都市规划和建设的沉痛教训；一部拷问城市拆迁的书，贯穿了一位记者关注民生的良知；也是一部探讨对城市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如何保护的书，借鉴欧美大都市成功的做法和启示。这就是新华社记者王军继引起强烈反响的《城记》之后，用脚写出来的新著——《采访本上的城市》。
我们不难感受到《采访本上的城市》中城市的阵痛：城市中堵塞车辆和人流的焦灼和无奈，商业利益驱动下老城区拆迁之怪现状，“好大喜功”的城市规划只顾车辆不顾行人……书中对城市之弊端的调查和采访，全部是客观、真实的全景式呈现，王军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包括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国家博物馆改扩建等争论，采访了安德鲁、贝聿铭、库哈斯、德梅隆、福斯特等中外建筑师，以理性的话语、全球的视野、历史的纵深，表达出城市生命轮回的一曲慷慨悲歌。
不妨听一听书中对“非常规问题”的“非常道”：
“北京是个大郊区，……大家都在追求道路的宽度，这些宽马路跟两边的建筑不发生关系，只是快速通过，这是一种典型的郊区模式。”“罗马建筑奖”获得者葛满囤教授如此评价北京。最典型的就是大马路。长安街以120米的宽度横贯北京市中心。1957年北京市政府在讨论长安街宽度时，梁思成说：“短跑家也要跑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