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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不尽人意构成了人们怀旧的心理基础。小说也因此具有了超越表层叙事之外的深层文化结构，即在今昔对比中突出对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的怀念与追思。叙述者“我”在异国他乡“寻找郁达夫”的过程也带有了某种象征性的意义。“我”所寻找的，不只是一部可能给自己和身边朋友带来名利的书稿，更是一种在现实当中失落已久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化传统。

　　提到传统，很多人的总是首先想到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化，但事实上，以五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近现代新文化传统也是当代国人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在《寻找郁达夫》中，作家毫不吝惜地在文中表达了自己对郁达夫思想和人格的赞美之情。在作者看来，郁达夫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是“20世纪中国最真诚最完整保留了自我的作家”。他的身上有着当代人不具有的许多东西，即“苦难的经历、理想主义的光辉和伟大的心灵”。郁氏是那种终身属于五四的作家，尽管在历史上，中国士人群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尚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是五四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张扬个性，重视个体生命的尊严，强调人的解放和自由的价值，是作为新文学奠基者的这一代作家的共同思想倾向，也是他们留给后来人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

　　然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并不平坦。除了来自政治权力的压制之外，知识分子的精神理想在当代还不断遭受着商品经济浪潮及其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挑战。李新宇曾在《愧对鲁迅》一书中写到：“从现实的基础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的特殊性就在于，在这样一片现代性尚未建立而且萌芽也不断被铲除的土地上，却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和身边的那些“没有真本事而又患得患失”的所谓文化人不同，《寻找郁达夫》中的主人公“我”在面对种种现实的人生境遇时依然保留了许多文人作家身上固有的精神特质，是个“在纽约大一的小楼中想着达夫的游记入梦”的理想主义者。这种精神特征使“我”与周围环境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隙，但也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理性自觉，“我”对精神理想的寻觅才成为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