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打灵魂”与“反腐文学”的待解困境
陆克寒
——村人长篇新作《反贪局长》读评
将这部取名为《反贪局长》的长篇小说，归于“反腐文学”之列，自然有充分的理由，它的题名实际已向读者昭示着它的故事题材类别。“反腐”，显然是为当下文学“感奋”的一个叙事话题和叙事场域，我将它的兴起视为：社会良知为某种丑陋现状刺痛，无法按捺，作出强烈的道义反应与反击。
当下“反腐文学”的一个叙事困境是——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内在牵制，它常呈示为“正义”与“邪恶”对峙、对抗的简单故事样态，并在故事结局设置上通常表现为“正义”战胜“邪恶”的程式。在我看来，这是当下“反腐文学”欲待破解的自身“困局”。
村人的这部《反贪局长》，以一连串的“悬疑”构设，营造出某种扑朔迷离的叙事局面与叙事氛围：反贪局长魏大若妻子郝麦感染爱滋病毒，真相难解；报社记者柯逍烽遭遇车祸，神秘离奇；常务副市长于亚洲前景看好，却突然辞职出国，匪夷所思；女医生章好看似平常，其身世与身份却别有“玄机”，隐情叵测；政法书记胡建刚庸常之中藏有无限城府，犹同太极高手，难窥其庐山真面……其间的某些“悬疑”设计虽有生硬造附之嫌，但就叙述整体及其效果而言，贯穿始终的叙事疑问成就了小说的可读性，也表现出作者“说故事”的能力。
在我看来，叙述的“悬疑”构设不惟是一个叙事艺术的问题，就其根本而言，它具有深厚的现实背景：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某些敏感领域，难道不是充满着扑朔迷离的种种“悬疑”？而现实人性的真实图景，难道不也是呈现着善恶难分的“悬疑”局面？
依顺这样的追问思路，我们可以触及《反贪局长》的表达内核。我感受到作者隐约存有某种“影响的焦虑”，他的叙述因此暗含着一种用心与努力：破解“反腐文学”“正义”与“邪恶”冲突的简单程式格局；而其采取的叙事策略则是：竭尽所能表现出人物灵魂世界的复杂性，从而力图避免对他们简单“贴标签”式的定性定位。于是我们看到：小说里几乎每一出场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隐秘的心理世界——借用戏剧表达语汇：都有自己的“戏”。尽管因为受制于种种因素，其间一些人物的“好戏”没能得到充分“表演”（比如常务副市长于亚洲的故事），而某些人物之间具有强劲张力的“关系戏”也没能得以充分挖掘（比如魏大若与于亚洲两者的亲切而复杂的关联），但作者显然在其叙事进程中尽力关注、并注意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多种因素的多重构成。
对于主要“反面人物”刘埕的形象刻画，作者没有将他“脸谱化”。这是一个老辣的角色，他一面淫邪地“享用”着精挑细选而来的女色女体，一面将自己的无耻解说为“支助”贫困家庭的高尚义举；他一面谋划、布设着阴险的陷阱，怀揣虎狼之心，一面翻读《圣经》，手不释卷，念念有词，一副善男信女的虔诚模样。对人物灵魂世界的追问、对人性复杂建构的剥揭，显示出作者对世态人心认识与把握的一定深度，这与叙事进程贯穿始终的“悬疑”设置一起，构成《反贪局长》引人入胜的两个主要叙述因素。
当然，破解“反腐文学”的既有叙述困境，并非一桩轻而易举的寻常易事。其实，“反腐文学”的命名本身隐含着某种政治性指向，而小说叙事设若仅定位于“反腐”的现实政治功利，则一方面难以全然避免“图解政治”之弊，另一方面也难以深涉现实问题的历史文化渊源，从而使得叙事表达通常只能停留于意义的表层。
十九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受一桩凶杀案的触发创造出不朽巨著《罪与罚》，刑事事件在其艺术叙述中上升到对一个时代思想与人性境况概括呈示的高度，他的叙事从时代政治出发，他的表达超越了简单政治评判之限而体现出文化省察与人性追问的深度，他的文学叙述因而获得“灵魂拷打”的特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实践，对包括“反腐文学”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学应该具有某些有益的启示。而克服叙述表现浅显的政治功利指向，破解当下“反腐文学”既有的叙述困境，达及“灵魂拷打”的人性追问与文化省察的深度——这是我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项期盼。文/陆克寒（常州工学院文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