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依附文学还是塑造文学？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中国网 网友评论360条进入论坛 2007-12-25 08:36
“文学写作有助编剧？恰恰相反。”
事实上并没有太多作者站在爱抱怨的老太太普劳克斯一方，更多的作者、那些曾有过与好莱坞合作经验的作者，辩解说凡事不能一杆子打死。不能否认，制片商在他们的口袋里塞足了银子，但在另一方面，参与电影游戏其实或多或少给了他们些写作方面的“启示”，让他们重新看待“讲一个故事”的各种可能的方式。
Schwartz在改写《救赎之路》的电影剧本后，认为电影写作恰恰释放了他的原作中某些隐藏的力量，场景与场景间的切换鼓励他尝试一些“更野心勃勃”的书写。
Michael Ondaatje，《英国病人》的作者，坦言他为若干纪录片写脚本的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看似最细微的细节具有的力量，“是电影写作让我切身体会到编辑这门艺术是何等微妙、复杂，比如就整个戏剧框架而言，你仅改变不到二十分之一，但整部影片的节奏可能就此全然不同了。”
Diane Johnson，曾为库布里克做编剧，在业内以擅长提炼原作著称，她说电影剧本写作强化了她对“结构”的认识。当年库布里克请她把斯蒂芬·金的名作《闪灵》改编成电影剧本，导演坚持“先搭好整部电影的框架，之后再填充每一场的细节，就像写一部好小说那样去填充细节”。她以过来人的姿态说：“我并不确定小说写作能够多大程度上帮助你成为一个好编剧，其实我觉得更大程度上恰恰相反，好作者脱胎于好编剧。”
而从最世俗的角度看，参与电影工业也是许多曾经默默无闻的作者的事业推力。Tom Perrotta的小说《大选之年》于1998年出版时，有书评人嘲笑“出版这样一本书完全是朝电影人抛媚眼”。事实却嘲笑了书评人——他在多年前就已完成初稿，书稿静静地在他抽屉里躺了许久。直到有一天有人引荐他认识了一位制片人，后者把这部抽屉里的书稿带给了导演亚历山大·佩恩（《杯酒人生》导演），他决定把它改成电影，才给这书挣来了出版的机会。从那以后，Perrotta的新作一部接着一部顺利出版，再不会“养在深闺无人识”。近年来他参与了多部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包括去年奥斯卡热门的《身为人母》，他感言：“我的经历多少有些荒谬色彩，但事实就是如此，是剧本写作让我真正有机会走上严肃文学创作的道路。”
“你们拍你们的，别来烦我。”
当然，确有一些作者态度强硬地坚持，自己的写作和电影业壁垒分明，电影圈的纷纷扰扰丝毫不能打破他们书斋里的宁静。
作家Rick Moody就说，他相当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如果电影公司坚持要做，我是无所谓，这无非是个考验他们韧性和耐性的过程。”尽管他的代表作《冰风暴》曾被李安搬上大银幕，但他坚持，“我在写我的故事时从不考虑电影圈的生意。”《冰风暴》拍摄期间，他也曾和李安以及制片人有过些交流，不过总体来说，Moody以海明威的几句话作为自勉：“作者和好莱坞的关系无非是，作者开车来到加州边界上，把你的书扔过篱笆，接好他们扔过来的钱，然后立刻掉转车头回家，之后再没你什么事儿了。”
Chuck Palahniuk也说，他最好一个人远远坐着，看电影人忙活就好。1996年，大卫·芬奇决定把小说《搏击会》拍成电影，当时原作者Palahniuk是个修车厂的技工。不出几天，他就决定放任大卫·芬奇甩手干，因为“我的电话响个不停，我没法干正经工作，实在不堪其扰。”后来直到《搏击会》正式开机时，剧组送了若干打白玫瑰到Palahniuk工作的修车厂以示感谢，抱着雪白花朵的他站在工友中自然是格外滑稽。今年八月，根据他小说《窒息》改编的新片在纽约拍摄，他应邀去片场，这个淳朴又怕麻烦的作者玩笑说，“看别人阐释你写的故事挺有趣的，何况，出门旅行能助我减肥，我也很乐于目瞪口呆地看那些裸露戏，天啊那些最初居然是我写的。”
绝对的冷漠和绝对的信任，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无论哪一种，都不失为一个“好作者”的应对方式。Bruce Jay Friedman在最近的一篇专栏中，提出了他认为作者应对电影改编能拥有的最健康的态度。1972年，他的小说《改变的计划》第一次被改编成电影《我为蜜月狂》时，他兴致勃勃观看了影片并表示还不错，今年，这部小说又一次被翻拍，影片于上月公映，作家本人还没来得及看，他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又一次，我无能为力、也无需做什么，除了坐在电影院里等灯光熄灭，影片开始，抱着照单全收的心态迎接可能看到的一切。”（柳青）（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