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海成了亚洲最著名大都市？（图）
上海杂人
广州女子
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广州，最后成了亚洲最著名的大都市？
广州开埠比上海早，上海开埠时，要不是先后有一百万广东人北上上海，洋行简直没办法开始工作。早期上海洋行发展得最顺畅的阶段，正是一个出自大买办家庭的广东人在上海做道台。这个广东人自己就能说一口别琴英语。当宁波人还大多是洋行里的琶孩时，广东人已经是上海的百万富翁，开着欧洲进口的新款轿车照相了。
但终于，广州远远落在上海后面。
第一批在上海登陆的英国人留下了他们最初的经历记录：
令人大为惊奇，开道的中国士兵都没有拿武器，只在腰上吊了扇形的套子，带了鞭子，为疏通街道之用。城里铺了石子的街道长而纤巧，两边有各色商店。还有里面供着奇怪偶像的庙宇，以及带有花园和池塘的茶楼，体面的上海人坐在那里吃一盅绿茶，抽烟斗。道路两旁挤满了人，他们抬起头顶修得光光的头来，想要与我们这些陌生人对上眼神。“如果我们用在拥挤街道上的人群是否安静、镇定，是否有恭顺的举止，来作为判断他们是否文明的标准，”一个富有思想的英国人惊奇地说，“那么中国人肯定要获得举止上的最文明之冠。”
晚上，英国人宿在一间荒弃的佛堂里。中国人来了，坐下，抬起他们没有表情的脸来，自在地凝视英国人。被凝视之下，英国人拿出白兰地请他们尝，他们竟然喜欢。英国人又拿出印有维多利亚女皇头像的印度卢比，中国人付半个银元换一个卢比，“比卢比值钱多了。”
与广州相比，他们发现上海人比广州人和气，也文明（他们知道白种人的想法）。他们高高兴兴走在街上，不像在广州常被当地人侮辱。鸦片战争前，他们简直就不敢在街上自由行走。最不方便的是，在广州，外国人不可以坐轿，男女不可以在街上同行。但上海却是可以的。美国人瑞佛伦特·卢威尔和英国博士洛克哈特，可以安静地在天气晴朗的安息日早上走去英国领事馆的联合教堂做礼拜，而博士的太太和女儿则乘轿子走在他们前头。除了几条狗还没有习惯外国人出现，没有别人会对我们动舌头。我们觉得很安全，就像在老家一样。
早期来上海的英国人总是愉快而惊奇地提到上海人的文明，那是种容纳别人的城市的文明，甚至英国人自己都还不具备。而从广州传来的消息，却是广州的工匠不敢给外国人盖外国式样的房子，因为怕被同胞暗杀。外国人家里的面包也常常被人下了毒。外国人知道广州人叫他们红毛番鬼。外国人明白，他们在广州从来都是不受欢迎的人。
摄影师米勒（M.Miller）在十九世纪末，分别为广州和上海的琴师照了相。一组是广州女子，演奏古老的南音。另一组是上海男子，演奏古老的丝竹。看照片里的女人们，盛装，专注，沉浸在音乐里。但照片上的男人们，却涣散，马虎。特别是那弹琵琶的男人，说句重话，他的样子真像一个宵小之徒，看不出一点对丝竹的爱与投入。我总是期望从他们握乐器的手指上，看出他们对乐器的熟悉程度，继而可以发现，照片上的上海人，只是为照相而化装的闲杂人等。可以说，照片上的广东人比上海人更有文化，更能沉浸在自己创造的音乐里。
我每每以为，广州人比上海人更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也比上海人热爱和保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当社会发生如开埠这样的巨变时，本土文化就是人心的定力，或者藩篱。广州人即使学英文，用英文，但还是将它定义为红毛番话。他们的内心并不开放，并不接受，并不爱。
而上海人五方杂处惯了，本身又没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心中更没有像广州人那么强的文化自尊，所以不在意接纳外人，也许也不介意成为另一种人。这种容忍，或者说放纵，丧失道义感；灵活地接纳，或者说趋利而动；人心的浮动，而不是沉静，人心的开放，而不带敌意，是上海作为一个后来者，很快超过广州的文化上的原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