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巴金（组图）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人民网 网友评论条进入论坛 2008-05-12 08:47
1993年12月21日，巴金与陈子善合影
忆巴老
作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巴金老人终于走完了他一百年漫长、曲折而又辉映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人生旅程，与世长辞了。
回想首次见到巴金老人真是富于戏剧性和荒诞。那是一九六六年冬或一九六七年春，记不确切了，“文革”风暴正如火如荼，巴老早已被打成牛鬼蛇神中的“黑老K”，正在接受无休止的批斗。我那时才读高中二年级，却已迷恋文学，也知道巴金是《家》、《春》、《秋》的作者，对作者充满了好奇。那天与两位趣味相投的同学一起去巨鹿路上海作协看大字报，没想到作协大厅里一位正在悬挂揭发“黑老K”大字报的老人正是巴金本人！他是那么认真、那么专注，目不斜视、面无表情地一张一张挂着，挂着。我们三人远远望着他，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多和蔼可亲的一位老人啊，怎么会是罪行累累的“反党作家”呢？中学生的我实在想不明白，当然也无从体会老人家当时内心的痛苦。二十多年后，我已成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会员，多次到早已修缮一新的作协大厅开会，脑际还会不时浮起当年首次见到巴老的情景。
最后一次拜访巴老是一九九七年九月廿一日，在杭州。秋风送爽、桂子飘香的时节，我与研究巴金的专家李辉兄，现为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董事长的黄育海兄一起到“汪庄”拜访正在那里疗养的巴老。记得巴老住在“汪庄”五号楼，我们是下午四时以后去的，巴老午睡刚起，精神不错。聊天以后，夕阳西下前，我还推着轮椅陪巴老在绿草如茵的西子湖畔散步，可惜李辉兄照相机发生故障，我陪巴老散步这张最后的合影没能留存下来。就在这次与巴老的交谈中，李辉兄大胆提出整理出版巴老在“文革”中被迫写下的大量交代和“揭发”材料，以警示后人。巴老端坐在那里，沉思了足足二三分钟，才一字一句地回答道：“这事等我走了以后，可以做！”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对我而言，真是振聋发聩。
后来读到李辉兄的《<随想录>就不如<思痛录>？》（载2005年11月3日《南方周末》），发现他的回忆与我的略有出入。李辉兄是这样追述的：
巴老在“文革”里写的检讨书和揭发信，我当时都看到了，有一大包，我估计有二十万字。
“文革”之后，政府把这些材料退给他了。可以说，这些材料和他后来提出建“文革”博物馆是很有关系的。
我当时就问巴老，你看过这些信吗？他摇摇头说，“我不敢看。”我接着问他，这些东西可以发表、出版吗？他沉思了一会，过了两三分钟，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出版。”我说不要紧，我们可以开始整理，他回答说，那我想想看吧。
为这些检讨书和揭发信，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八年，我连续三年为这个事情问他，希望能够先整理完放着，最后出版。最后一次是在巴老病重之前，我当时在上海，连续两天去他家。我对他说，要不先写个序放着，然后再出版。那个时候巴老已经很不好了，已经九十三四了，他对死看得也很淡，在他面前我也并不隐讳说他死。第二天，我去问他，“巴老你想好了吗？”他回答我说：“你怎么这么急啊？”我笑了，“你的性格不是比我更急吗？”他当时想了一会，没有回答我，一会说，“我想想看吧。”
巴老在一九九七年那次回答李辉兄时，我正好在座。也许我的记忆有点偏差，但我认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巴老的基本态度还是明确的。尽管还要“我想想看吧”，这些“检讨”和“揭发”还是可以而且应该“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出版”。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冥冥中似乎注定，我与巴老的因缘，竟是自“文革”始，至“文革”终，首次和末次见面，都直接与“文革”有关，实在是始料未及。巴老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是全面的、深刻的、彻底的和不留情面的。他提出并坚持的“说真话”、“没有神”、“自我忏悔”和“把心交给读者”，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学的良心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将永远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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