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人民网 网友评论条进入论坛 2008-04-09 11:03
黄平（以下简称黄）：中国在50年代结束了四分五裂和列强宰割的局面，开始了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因此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基础，基础设施、文化教育保健卫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等，也确立了领土主权和民族独立。没有这个基础，哪里来改革开放的发展空间和投资环境？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就很清楚了。50年代我们就提出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把落后的农业也提高到现代农业的水平。“一五”提前完成，也不只是因为有苏联的156个项目，更重要的是高效率地组织有限的资源，用极低的成本把人们组织起来，组织老百姓来干大事。虽然有那么多的中断、干扰，甚至运动，但是还是必须承认，改革之初的顺利也和这个基础有关，把过去的积累往外释放，过去是低工资高就业，高积累低消费。高就业，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人们的主人翁地位并激发了生产干劲，高积累，储存了大量资源。改革一开始就是放权让利，工厂可以发奖金了，福利待遇开始改善了，也鼓励人们多干多得。农村更明显，一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所以一开始改革其实是把过去奠定基础和积聚的能量往外释放的过程。
所以，1978以后是重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坚持它不动摇，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从晚清救亡图存到50年代的“一五”、“二五”，到1974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重提“四个现代化”，再到1978年改革开放，都是要使中华民族发展起来，至少成为一个平等的国际社会成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包括“大跃进”，也讲“抓革命促生产”，当时很重要的一股力量也是抓生产的。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说粮食生产要“过黄河过长江”，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姚洋（以下简称姚）：关于建国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哈佛大学的德怀特·帕金斯就认为，建国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带有恢复性的成分。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忘记了“一五”期间的投资对我们建立现代工业基础的重要性。
韩毓海（以下简称韩）：黄平的看法我赞成，20世纪我们真是什么都赶上了，什么都经历了，无数的天灾人祸不说它了，毛主席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没有一个是没有侵略过中国的，至于说封锁，那就不用说了。不过20世纪又是伟大的，因为面临着这样的灭顶之灾，中国不但没有垮掉、被分掉，而且建成了这么伟大的国家，获得了这么巨大的发展。像毛主席说的，还要力图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杨振宁教授曾感慨地说，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一个就是中华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
80年代以来我们知识界有个不太好的倾向，就是一说现代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自由市场、和平发展，于是中国建国初期的工业化道路和旷日持久的革命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但是，20世纪以来西方列强主导的历史进程并不是自由市场、和平发展，而是资本与权力的扩张，它最主要的动力就是资本扩张和战争。阿瑞吉的《漫长的20世纪》详细地描述了20世纪西方历史进程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的中国正是通过革命和迅速的工业化，才扭转了这个过程。
姚： 我以为，在救亡图强问题上，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差别可能体现在他们救亡图强的方式不同。毛泽东希望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是革命的，而蒋介石则站在既得利益一边，因此是反动的。这也决定了他们的成败。我们不要忘记，1948年联合国成立时，中国就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72年中国不是加入联合国，而是以正当的角色重返联合国。毛泽东早年受孙中山的影响，立志要救国图强；同时，他又受李大钊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关注和相信下层民众的力量。李大钊在《新青年》上把农村生活浪漫化，认为农民的生活最简单、最纯粹，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湘江评论》的民粹主义色彩也很重。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形成了两个思想，一个是救国图强，一个是对民众运动的信任，这两个思想支配着他后来的革命和建设生涯，对中国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整整那一代人，有两大任务，首先一个是救亡图存，接着一个是发动和组织基层民众实现自强自立。毛在《湘江评论》写《民众的大联合》，并提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周恩来小学就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在南开中学就用笔名“翔宇”写文章，要让东亚病夫站起来，瞿秋白把那时的革命思潮激荡比喻为赤潮，说它“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当然他们之前还有陈独秀、鲁迅、李大钊，乃至秋瑾、黄兴等，几代知识分子中的许多有志者，先后都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绝不是偶然的。而这场革命的意义，不只是它完成了救亡图存，更恰恰在于它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包括把亿万群众组织起来这个基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伟大成果，不管其间有多少被斥为“痞子运动”的过火行为。否则，一盘散沙，任人宰割，连独立和自主都谈不上，还谈什么“发展”，谈什么“自由”！
韩：1951年左右我们开始全面建设，搞几个大的工业区，同时通过铁路联系起来，西起新疆，东到沿海，北起内蒙、东北，南下成昆，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动作。中国广阔的边疆与内地通过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方式前所未有地联系成一个整体，我们有一个交通（特别是铁路）中国、工业中国的地理概念，就是那时候开始的，《论十大关系》也是从团结的角度提出来各地区协调发展的问题的。
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能把人团结起来就更不容易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要依靠这种团结。50年代我们是一无资本，二无外援（苏联给了点又加倍要回去了），唯一的资本就是人力，就是万众一心。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研究的恰恰是：为什么在我们最需要全社会为“发展”付出成本的时候，几亿人能团结一致付出了成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社会”认同，这就是费正清说的“形成一个政治单位”。
姚： 经济学界有一种倾向，就是全盘否定1950～70年代的工业化道路，认为那时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道路是对经济的扭曲。发展中国家没有自己的工业基础，中国也不例外，1949年我“铁人”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艰苦创业，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井，并创造了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展现了大庆石油工人的气概，成为中国工业战线一面火红的旗帜。
我们的工业产值只占全部GDP的15％，在那个时候想搞工业是不可能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有两个，一个是依赖进口，二是自己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中国当时被资本主义世界封锁，因此，要进口就只能依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斯大林为社会主义阵营所设想的国际分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和轻工业国家，他不想让中国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基础。但毛泽东不想成为任何国家的经济附庸，在关系国家长远利益的问题上，他把国家利益摆在意识形态之上。因此我们选择了自己建立重工业基础的道路。苏联事实上也接受了我们所选择的道路，通过156个援助项目，帮助中国建立起了中国自己的工业基础，这些基础工业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作用。我在西安西郊的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长大，而且在那里工作过两年。它是156个项目之一，现在仍然是我国输变电成套设备制造的龙头老大，而且为其他地方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这是国营大企业普遍的情况，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从国营企业获得了大量的人才和技术。因此，我觉得当时我们搞重工业建设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今天可以轻松地批评50年代所实行的重工业化道路，却忘记了我们是在一个极其艰难的情形下做出的选择。何况，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速度并不低。根据官方的统计，我们在1978年以前的GDP增长速度达到6％。有人认为这个速度是高估的，因为重工业产品的价格被有意定得较高，而我们的增长又主要是在重工业。帕金斯用2000年的价格重新计算了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速度，发现仍然大于4％，这个速度仍然超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时期的速度。我想做的一个研究，就是考察计划经济时代所建立的工业基础对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