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二十年 一个法官亲历的胡风案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人民网 网友评论条进入论坛 2008-04-09 10:53
胡风上书三十万言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紧接着提出了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
1951年11月17日，中国文联召开会议，做出了开展文艺整风的决定。
这个整风的主要目的，就是重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界的绝对领导地位。
胡风和他的“集团分子”，明显感到了一种压力。胡风在北京给上海的张中晓邮出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公安机关查获。
信中写道：
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这是现在最困难的问题。问题不一定是它本身有这个关系，而是一些低能兼恶意者变本加厉的做法。
胡风这里所说的“图腾”的小册子，当然是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认为是有的人在利用学习“讲话”和整风的机会，以此来达到个人的目的。
胡风一直都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从事着进步的文艺事业，有的只是一身正义的骨气，他没有来自延安的同行们对于“整风”的体验和了解，有着各种复杂的心情也是正常的，也是能够叫人理解的。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文章，说是文章，实际上是公布胡风在解放前写给舒芜私人信件的摘抄。
舒芜在这些材料的前面写了一段文字，对胡风周围的作家们用了“反共文艺集团”的称呼。
这是继周扬之后，再次提到了“集团”二字，不过这次远比周扬上次的“小集团”的称呼要厉害得多，因为前面加了“反共”二字。胡风的一些文艺主张，在这里被冠上了“胡风思想”，而他多年以来所从事的革命文艺活动，也被冠上了“反共活动”帽子。
我在“胡风专案”办公室里，经常要读一读这些文字，以利于“提高觉悟”。舒芜所写的这些，显然是经过有关部门和有关重要人物审阅过了的。
在发表舒芜的这些材料之前，《人民日报》有一个编者按，这些熟悉的语言，是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和“文化大革命”中再熟悉不过的了。
这样的按语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也就是说关于胡风的问题，早已不再是什么文艺界之间的学术争论，也不再是文艺界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碰撞，更不再是胡风与周扬等人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继续了，这里被完全变成了一场严肃得令人可怕的政治斗争。
我在“胡风专案”的有关材料中发现，在舒芜的材料公布之前，周扬曾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
胡风万万没有想到，会为自己的文艺思想开一个专门的讨论会。
如果说过去他还只是朦胧地觉得自己有些不合时宜的话，那么这次他真正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据当时“胡风专案”的一些内部材料分析，这次讨论会显然不完全是中国文联提出的，也不完全是中宣部的意图，而是更高层的领导所做出的决定。因为周恩来曾对这次讨论会做过具体的指示。
由于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周恩来指示的很多细节我都已忘记了，但还记得在周恩来的指示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要文艺界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进行相互之间的交谈。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在讨论会开始之前，负责全国文艺工作的周扬曾找胡风谈过两次。
据胡风后来在他的三十万言书中回忆，当时周扬的态度是异常严厉的。
在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胡风本人也真诚地做了检讨，但这个检讨离所要求的相差甚远，因此对于他的批评也是相当的激烈，胡风本人也为此做过辩护。但是现有的一切辩护有什么用呢？这只能是越辩越“黑”，因为天真、好强、喜欢争辩的胡风到了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明白，这个目标是早已锁定了的。
无论如何胡风都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但他绝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太天真、太自信、太缺乏政治头脑了。可以说，此时的胡风虽然感到了困惑，但他绝对不会想到事情会发展到最后那种严重的程度。
公安机关曾查获胡风的一封信，是在那封公开信发表后的1952年10月26日写给路翎的，信中称：
在你的情况，只能实事求是，应该好处的。“外”攻，总是如此，不惜言过其实，甚至言无其实的。因为，没有“材料”，如三反五反中所见，就会如此，而且不会想到弄出假老虎来。弄到不能收场的。坦然处之，实事求是，也就其怪自收了。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此时虽然报纸上已将他和他的“小集团”提高到了“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这样一个高度，但胡风还是相当乐观的。他认为只要实事求是地谈一下，就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就会没事了。
胡风仍然相信这只是少数人在对他发难。上面的领导人是英明正确的，绝不会同意这些做法，也不会同意这些对自己的批判。他总想着能有一个机会，将自己的一些认识向上面的领导人反映，坦诚地阐述自己对建国初期文艺工作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以求得对文艺工作的改进和对自己的理解。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处于困惑和苦恼中的胡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朋友们，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1952年6月29日，卢甸从天津给胡风寄了一封信，信中对于胡风准备向上级领导人写信反映当时文艺界的情况以及对于自己个人的一些不公正的做法表示支持，但在具体的方法上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个意见被胡风采纳了，因此，胡风后来以个人的名义向上面送去了三十万言书。
这封信中说：
六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了。很高兴，居然有了敢于“挺身而出”的人们！但在做法上，我建议不要联名，因为这样容易被加上罪名，即组织“小集团”的罪名……因此，最好是各人写各人的，各人对自己所提的问题负责，这样就不会互相牵扯，陷于被动。
据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胡风虽然最后决定以他个人的名义来写这封上书中共中央的信，但在信的具体内容方面，还是经过他的许多友人共同研究过的。
1953年8月17日，胡风在北京寄有一封信给满涛，说明他正在准备着手向上面的领导反映情况，仍固执地认为只要自己向上面的领导人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上面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还他一个比较公道的说法。
胡风的这种思想，在胡风集团冤案获得平反之后，被一些受到牵连的“胡风分子”认为是一种“忠君”思想。
1954年3月26日，胡风在北京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罗洛、张中晓写信，也谈了自己正在着手的这件事情，并向罗洛、张中晓提出了请他们帮助搜集一些材料的要求。
1954年5月5日，杭州的方然给胡风来信，希望能够尽快将三十万言书完成：
望加一把劲，早日搞完。但我以为，同样重要的，是此时的态度问题：（一）送上理论，同时送上入党申请书；（二）应参加的文艺活动与社会活动都是积极的参加，例如，奉邀出席什么座谈会之类，不推托，不沉默；（三）不以（向）任何人发什么牢骚，等等。此中道理，匆庸多言。
这里所说的“理论”，就是胡风所写的三十万言书。
这封信也可以看出，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初稿到此已基本成形，其许多朋友通过各种方式都已看了，并对此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与建议。
正在专心写作三十万言书的胡风根本不可能想到，他与朋友的这些正常的通信后来都被公安机关查获，也有的被朋友们在压力下交了出来，成为他和朋友们新的罪证。
1954年7月22日，胡风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走进了中共中央文教委员会办公室。
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接待了他。习仲勋热情地与胡风握手，并询问他最近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两个人谈了一会儿之后，很快便进入了主题。
胡风从随身的小包里取出一叠厚厚的稿子来，双手捧着交到习仲勋手里。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东西，是胡风花了整整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的一份报告，他希望习仲勋能够将它转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习仲勋看了一下标题，只见上面写着：《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胡风盼望这个报告能够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调整文艺方针，使作家们获得一种更加宽松而活跃的文学创作环境，同时也改变自己的处境。
胡风写给党中央政治局的这个报告一共二十七万多字，以后人们都习惯地将其称为三十万言书。
我是从事公安和司法工作的，虽然过去也曾担任过秘书，研究过党的文艺政策，但对于文艺理论还是知之甚少。从我个人来看，这里的一些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得到了证实，有的也许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过激的言辞，但不难看出，胡风是热忱的，对于建国初期的文艺创作是关心、爱护的，也是真诚的，这是他经过认真研究后向党中央提出的个人建议，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是欢迎的，对于一些个人的恩怨和过激的说法，都可以通过交谈的方法来解决。
然而，历史却将他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