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二十年 一个法官亲历的胡风案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人民网 网友评论条进入论坛 2008-04-09 10:53
胡风
恩恩怨怨二十年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状之一，就是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上书的三十万言书。
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是怎样“出笼”的？为什么会牵涉到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会形成全国性的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整整半个世纪以来，这一连串的问题曾困扰过许多中国人。
想要解开这个谜，恐怕还得从上个世纪的30年代说起。
三十年代在上海，胡风与周扬有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周扬、胡风各举一旗，进步文艺的阵营被两个口号一分为二。
对于周扬与胡风这两个人，鲁迅曾有过一个比较：
……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也没有参加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我们不是当事人，更没有直接与周扬和胡风接触，对于他们那时的为人知道得就更少，当然就只能以鲁迅先生所写为实，因为我们相信鲁迅先生是不会说假话的。这些文字，都出自于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鲁迅何曾会想到，二十年以后，正是这个曾被他称赞的胡风，竟成了一个“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头子呢？
建国之后，周扬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具体领导人，而胡风的工作却迟迟未落实。
周扬找胡风谈话，安排胡风到《文艺报》任编委，被他拒绝了。
后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找过胡风，向他再次谈了工作的安排。这工作共三项，由胡风自己选择：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二是《文艺报》负责人；三是在中央研究所教书。
胡乔木要求胡风书面而不是口头给予答复。
胡风后来做了书面答复，但对工作并未肯定，而是要求再与胡乔木谈一次，陈述一下目前自己工作的困难。可是再未得到答复。
1944年在重庆的时候，胡风与周恩来有过交往。主要是国民党当局吊销了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胡风为此十分气愤，便下决心再办一份杂志。但是当时要申办新的杂志，必须先交一笔保证金，胡风手头没有那么多钱，杂志也就办不成。这事被在重庆的周恩来知道了，就积极支持胡风，并想法弄来一笔资金，让胡风交了押金，新办的杂志《希望》得以出刊。
正是这种关系，处于苦恼中的胡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之面谈。
但忙于国务的周恩来没有时间，同样是委托胡乔木与胡风面谈。
胡乔木的谈话不像前一次那样平缓了。
胡乔木与胡风谈了几点：
一是胡风对于党的文艺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是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共产党不同”，同时说这一点还不是“群众”的意见；三是胡乔木劝他，说是“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人……”
胡风听后很震惊。
不过，固执的胡风还是向胡乔木谈了自己心中的忧虑。
胡风认为，自从建国后，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人在一些认识和观念上存在着问题，这样发展势必影响到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例如将“五四”以来的文学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白区文艺工作基本上没有肯定，同时还有所贬低。在这些文艺负责人眼里，除了解放区的文艺之外，别的文艺好像都不行，不被承认。在文艺理论上，也是一种公式化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占了上风，如此发展下去，会直接地影响到建国后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正如鲁迅所说，胡风是个耿直的人，他开口就一下子说出了自己的整个想法，然后还说出了自己的担忧。真担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
胡乔木没有同意胡风的这些看法，当即进行了驳斥。
“二胡”相见，谈得并不投机。
太固执、太天真的胡风几天后再次给胡乔木写信，要求恢复他的党籍。
胡乔木再次与胡风会面。
胡乔木回答说，关于组织问题，可以给予考虑。
可是，知识分子过于敏感的神经使胡风退却了。
胡风见胡乔木对此事说得平淡，并没有劝他赶快解决的意思。再加上上次谈话中提到他对世界对历史的认识与共产党的看法不一样等话，使胡风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这样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呢？
后来他又曾为此找过负责作家协会党组织工作的丁玲，丁玲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有的人要看几十年哩！
敏感的胡风认为这是作为党员作家的丁玲在拒绝自己。
为着新中国的成立曾激情满怀地写出过《欢乐颂》的胡风，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困惑。
这一连串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是胡风在“进入新社会”之前所始料未及的，他毫无一点思想准备。
1950年3月12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上发表了一篇批判阿垅诗论的文章，题目叫《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3月19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对阿垅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批判。
党中央机关报，版面是寸“土”寸金，而在短短的时间里针对一个作家的文章，不惜版面接连发表了两篇批判的文章，这在过去是少有的。
这不能不引起阿垅的紧张。
3月21日，阿垅立刻给《人民日报》写信。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讨。本以为认错了，检讨了，事情就可能结束。但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作为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周扬，在文化部大礼堂向京津地区的文艺干部作报告时，对阿垅自我批判的文章感到很气愤，说这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
据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说，当时周扬用手指着讲话台上的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的一把坐着，你好好坐着就是了。如果你不满意，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
这里首次提到了“小集团”。一场历史悲剧缓缓拉开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