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魏建功在“文革”中的遭际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人民网  网友评论进入论坛  2008-04-09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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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7日,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授意,向全校提出“民主选举校文革筹委会”的倡议,次日,“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主持开会,聂元梓任主任委员。

 

 

 


  8月17日,毛泽东题写“新北大”三字。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大师生代表。


  8月19日,聂元梓召集发起成立北大“红卫兵”组织大会,建立了校红卫兵联络站。


  8月30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9月11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聂元梓为主任。


  聂元梓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红卫兵在校内外进行了大量的“横扫四旧”,抄家没收家产、文物、书籍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校内被抄家的有536户,教授53%、中层干部80%以上均被抄家,外籍教师也有被抄家的。


  “文革”开始后,魏建功就理所当然地被列为“黑帮”、“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无休止地进行批斗,让他“交代”和“认罪”。


  1966年10月28日,校“文革”办公室发出“加强对黑帮管理”的通知,将被他们划定的“黑帮分子”先后集中到朝阳区南磨房、昌平县太平庄统一监督劳动。


  在北大,魏建功自然算不上被重点批斗、应该“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的人物,况且,他平日很是受到师生们的尊敬,大家对他没有什么恶感,且平素又有“跟党走”的绰号,可见他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充其量不过是个“反动学术权威”。因而,在运动初期,他只是“靠边站”,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揪了出来,被集中起来学习、交代问题,而他逐渐引起红卫兵们注意,开始无休止地交代、认罪,那是由于一些历史旧案。有人发现:魏建功原来是被鲁迅骂过的人,这自然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自然要让他交代是怎样的反鲁迅的?以后,又有人知道,他曾同陈独秀有过许多交往,抗战期间他帮助陈独秀整理、抄录过《小学识字教本》等著述,那么,他与陈独秀究竟是什么关系?于是,魏建功自然就成了一个交代问题的重点人物了。


  最引起人们怀疑、一定要他交代清楚的是他的“反对鲁迅”的问题。


  一些人在《鲁迅全集》的《集外集拾遗》中看到了鲁迅的那篇《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和[备考]中的魏建功的《不敢盲从!》等几篇文字,便断定魏建功是反对鲁迅的,是鲁迅的论敌,这犹如发现了新大陆,这一发现甚至被某些人当作一次“大胜利”。于是,这便有了批斗魏建功的“内容”。


  魏建功与陈独秀的关系,是被一些人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的。因为在解放后所见到的中共党史书籍中,陈独秀是作为“托陈取消派”的头子而被否定的人物,而“文革”开始以后,一提起建党的事,似乎就只有毛泽东,以及晚了许多年才出现的林彪,即使是被北洋军阀杀害的李大钊烈士也很少提及,陈独秀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红卫兵让魏建功交代与陈独秀的关系,他们是企图挖出他与托派的关系,而实际上,魏建功与陈独秀完全是师生之间讨论学术问题的关系,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一点政治上的问题。而那几年中,陈独秀也只是闭门著述,不再过问政治。这样,造反派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对魏建功的怀疑,也就自生自灭了。


  开始,魏建功还只是每天到“学习班”交代问题,晚上回家去住,到了1968年7月,他就被集中到“监改大院”住宿,接受“劳动改造”,每月只发40元生活费,直到12月才解脱劳动,回到自己家中居住,此时,已算是“解放”了,工资也照常发了。


  这期间,魏建功的主要事情就是一遍又一遍地交代问题,按照专案组提出的要求,一遍又一遍地写交代材料。或者,接待外来的外调人员,接受人家的询问,写“交代材料”,客气一些的,便让他写“证明材料”。这些事,便成了他每天的主课。魏建功是个很认真的人,每写一份材料,他都是搜索枯肠地回忆往事,那些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旧事,有的记得真切,有的已经遗忘了。但他总是要认真地去写、去想,尽量做到不遗漏了什么。每写一份,他又总是用复写纸复写一份,把原稿交上去,复写的一份自己留起来,以备查阅。天长日久,他竟写了厚厚的几大摞。而这些完整或不完整、长的或短的材料,他一份也没有丢掉,统统留了下来。当然他当时没有想到,他写的这些“交代材料”、“证明材料”,其实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些珍贵资料。


  修订《新华字典》


  魏建功被解脱走出“监改大院”后,很快就参加了工作,此时,他已届古稀之年了。


  他参加的是修订《新华字典》的工作。


  “文革”开始后,正常的出版工作遭遇到了严重的冲击,就连《新华字典》这样一本普及性的小字典也无法出了。


  到了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务院科教组组织一个班子修订《新华字典》,“以应中小学生和工农兵的急需”。这一年的9月,科教组便以北京大学的中文、历史、哲学、经济、图书馆各系为主力,吸收中国科学院、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参加,组成了一个50多人的《新华字典》修订小组。北大参加这项工作的教师有魏建功、游国恩、袁家骅、岑麒祥、周祖谟、周一良、阴法鲁、曹先擢、陆俭明、孙锡信、安平秋等多人。上级指定由北大的魏建功、安平秋、曹先擢,商务印书馆的阮敬英,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曹乃木和工、军宣传队各一人,组成了七人领导小组,由曹先擢任组长。王力也提供了一些材料。


  魏建功是《新华字典》的始作俑者,他当然也就更为认真负责地参与这项工作。


  1971年6月,《新华字典》(修订版重排本)出版发行,魏建功等人又转入修订《汉语成语小辞典》的工作。


  1972年5月29日和5月30日,魏建功还就词典编纂问题两次写信给他的学生曹先擢,第一封信长达数千言,详尽地谈了他对编纂词典的12条意见。这充分表现出他对编纂词典的热忱和真知灼见。他在5月31日付邮时又在信函上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廿九日晚带了词表和两封信去中关园找您,天黑了,门牌号数不知道,就在沟西的东南地区兜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今天想,先请邮务员送给您,把词表抽下。


  专业里工作并不重而有时间性,所以挤掉和您交换意见的工夫。现在学习任务又来了,最近个把星期不能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十号以后欢迎您来我处恳谈一次!


  1972.5.31付邮 建功


  一个7l岁的老人,在朦胧夜色中奔波寻觅的身影跃然纸上。对工作、对事业,他是多么热忱和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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