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邓小平的这次露面，当时在场的匈牙利驻华记者巴拉奇·代内什作为亲历者，在他所著的《邓小平》一书中，作了详细的描述：
那是1973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来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离奇而又预示着危险的“革命”开始时，他被称作“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头号走资派”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重新出来的时候，刘少奇早已成为古人，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孤身只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很快，乐队奏起了柔和悦耳的迎宾曲。这次宴会的贵宾西哈努克亲王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在用鲜花组成的图案装饰起来的主宾桌旁就座。这天是1973年4月12日。根据不成文的礼仪规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外交官和记者只能在宴会结束时离开席位，无论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记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后报道消息和书写报告。……可是，4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第二天，邓小平复出的消息作为世界各大新闻媒介竞相报道的重大新闻，很快传遍了整个世界。
从此，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和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里的诸多磨难和思考，在邓小平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但是，当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时，他从不消沉，总是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贞不渝，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发愤要有新的更大作为。因此，他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担当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在思想上有新的创见，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在实践中有新的前进。
远在北美洲的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曾就自己应如何对待在政治舞台上的沉浮，请教过邓小平。
特鲁多回忆说：“记得在1979年，我有几个月下野了，那期间我又访问了中国，去了西藏。从西藏回到北京后，我见到邓小平。我问他，我现在下野了，但希望重返政治舞台，你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你的秘诀是什么?”
邓小平干脆利落地回答：“只有一个——忍耐。”
特鲁多便练习忍耐，以后重返政治舞台。
北欧的芬兰前首相索尔萨，从欧洲人的角度对“忍耐”一词所包含着的深刻哲理和政治内涵进行了诠释。他说：我们芬兰语中有个特别的词汇——忍耐。含意是拥有崇高的信仰，对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信心。
也许，还是邓小平自己的话最有说服力。1986年9月2日，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华莱士提问：邓主任，刚才谈到“文化大革命”，在那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遭遇如何?
邓小平回答：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在江西的3年多，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第二个“低潮”时期，在此期间他经历了极大的磨难。正是这些来自磨难中的思考，这些来自对中国十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开启了邓小平头脑中理论思维和思想智慧的闸门，萌生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胚芽，奠定了中国在1975年“全面整顿”、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思想基石。
邓小平复出后，相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毛泽东对邓小平感到十分满意。他多次在一些讲话和谈话中，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文武全才，不可多得”，决心让邓小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赞扬和支持，引起了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严重不安，他们把邓小平视为自己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千方百计妄图阻止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进一步重用。1974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第一次开始直接向邓小平发难，但遭到了惨败。
这次斗争是围绕着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展开的。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举行第六届特别会议。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于3月间讨论，派谁率中国代表团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江青公开把矛头指向邓小平，以种种理由坚持不同意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提出的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联合国，并代表中国政府做大会发言的建议。
3月20日，外交部向毛泽东主席呈送了关于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请示报告，并就代表团团长的拟定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建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毛泽东认为周恩来病情严重，不可能出国，应当由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这是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后，中国政府重要领导人首次参加联大会议，并将在本次会议上向全世界全面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纲领。由邓小平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毛泽东是深思熟虑过的，因为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曾多次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参加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谈判和与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具有国际活动和外交斗争的丰富经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外交部于3月22日向中央呈送了关于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人选的请示报告。3月24日，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批示同意后，正式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
江青为了阻止邓小平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出使联合国，于3月24日晚上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见主持起草外交部请示报告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唐闻生，强令她们立即撤回外交部给中央的请示报告。王海容、唐闻生表示：外交部关于由邓小平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请示报告已经上报毛泽东圈阅，外交部无法撤回。3月25日下午，周恩来向王洪文提议一同请示毛泽东，由毛泽东最后定夺。毛泽东让秘书传话给周恩来、王洪文“关于邓小平出国一事，我是个人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当即表示：将于明日向政治局传达，并对有关同志做工作。
在此期间，江青仍不死心，竟然连续4次分别给王海容和唐闻生打电话，企图迫使她们出面撤回外交部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面对江青的巨大压力，一直得到毛泽东信任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南海毛泽东处打电话请示：
“毛主席是否仍旧主张邓小平率团与会?”
“我们是否将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