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自过问《决议》的起草工作。对于《决议》最初的稿子，他很不满意。推倒重来，又改一稿，仍不满意。
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这样记述了《决议》的起草过程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668-6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起草“历史决议”是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大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最早的“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写成的，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的，主体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时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会议以来的新认识，如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等。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线的错误概括成七点提纲式的意见，题目也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接着，又由胡乔木写了一个稿子。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这个决议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开始进行修改。他前后作了七次修改。毛泽东后来曾特别讲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泽东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且增写了新的内容，如“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就是这次写上的。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泽东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批评四中全会在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后，还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并对受打击的被诬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这份稿子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４０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删，在四月七日和八日又先后修改三次。这以后再修改了一次。在四月七日的修改稿上，毛泽东在起始部分加写了一大段话：“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出力甚多。诚如当时参与有关工作的一位人士所忆：“胡乔木这人，思路特别清楚。乱麻似的一大堆党史问题，经他的笔一梳理，变得条理分明，一下子就清楚了……”
杨尚昆也这么谈及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1-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我认识乔木是在1941年的秋天。我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列席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乔木是那年春天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他和王首道同志担任会议记录。他不到30岁，在会上埋头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庆谈判以后的事。九月会议前后，印发了《六大以来》。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乔木博闻强记，外文好，古文也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基础，到毛主席身边后，接触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断受到主席的指点教育，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及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头。因此，在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中，他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那时乔木在党内不过是一个年轻后辈。据我所知，在弼时同志起草的决议稿的基础上，乔木改写过一个稿子；最后毛主席在闻天同志改写过的稿子上亲自修改，乔木又从旁帮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1945年4月历史决议正式通过，在中央委员会里，就都知道我们党内有乔木这样一个人才了。
1971年毛泽东去南方视察时，曾说及《决议》：“别人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是胡乔木理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