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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前，我作为一名学生来到中国。从那时起，我跟中国女性之间的友谊与关系一直在不断发展，其间充满了变化，让人兴奋不已。在刚刚开始了解中国的时候，我结识了几个朋友。从此，由于研究工作及共同的兴趣，通过我在中国国内与国外、欧洲以及美国的学生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我有了更多的朋友。从这些朋友以及他们所发起的一些讨论与对话，到我个人的女权主义思想与目标，都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随着讨论背景的改变，新的主题和方法得以产生，而且我们对不同的理解进行了新的分析。在一些问题上我们反复进行了对话，譬如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作为女性的问题，我们如何做女儿、母亲、伴侣及妻子的问题——关于性别和性身份的问题。当然，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正如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别一样。我的一些朋友强烈抵制他们所说的中国迅速变化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性别负面含义。其它人则对这样的变化表示欢迎，因为它为探索与女性有关的新的意义提供了可能性。我所认识的中国女性用各种方式谈到了她们的生活，其中不少人有着共同的设想，比如说：对关于责任的看法，被动和愉悦，关于女性身体所带来的各项义务，以及关于女性生育角色和性别活动之间的联系。本书努力理解形成这些设想的占主要地位的话语；这也是在努力理解这些设想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形成的。

 

　　尽管这本书的写作时间不长，但自从我开始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以来，其中的思想和体现出的激情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很多人对本书的完成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是有了这些朋友，卜卫、常香群、高常范、郭于华、黄甸、钱文宝、沈睿、杨炼和友友。他们的友谊让我了解了学术著作中很少涉及的当代中国社会。在中国，很多学者与我沟通他们的思想和研究成果，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鼓励，他们是：陈一筠、费涓洪、耿文秀、李银河、刘达临、牧爱平、潘绥铭，单光鼐，、沈崇麟、沈原、谭深、陶春芳、王行娟、魏章玲、徐安琪和张萍。我还要感谢查尔斯•德奥本（CharlesD’Orban）、吉恩•黄（JeanHung）和赵毅衡就有关数据提出的有价值的建议。

　　还有很多其它的朋友和同事，他们阅读了本书的一些片断并且与我进行了讨论，在此一并致谢。是伊丽莎白•克洛尔（ElisabethCroll）第一个鼓励我将自己的兴趣变成一个研究项目；如果没有她的建议，永远也不会有这本书。弗里斯蒂•埃德霍姆（FelicityEdholm）不断地提供了批评性和思想性的观点，并在我工作遇到困难时给予鼓励和支持。与斯苔芬•弗特温（StephanFeuchtwant）、布朗恩•希普金（BronwynHipkin）、劳拉•马库斯（LauraMarcus）、阿莱克斯•沃立克（AlexWarwick）等所进行的富有激励性的讨论给我的工作提供了新的观点，特别是在我陷入困惑的时候。还有其它朋友们也为这本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是：德尔拉•达文（DeliaDavin），冯客（FrankDikötter），约翰•吉汀斯（JohnGittings），迈克尔•帕尔默（MichaelPalmer）和斯图尔特•汤普森（StuartThompson）。

　　英国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了资金，使我在1993年的3月和4月得以访问中国，本书的很多研究都得益于此。利弗霍姆基金会（LeverhulmeFoundation）在1994年10月至1995年2月间所提供的经费让我有时间完成了第一稿的主要部分。我还要感谢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ofWestminster）的希拉里•费蒂特（HilaryFootitt）在关键时刻减少了我的教学任务。

　　还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最后定稿阶段，妮娜•巴洛格（NinaBalogh）照顾了孩子们的基本生活，使他们非常愉快。在此期间，我的孩子丽贝卡（Rebecca）和加布里尔（Gabriel）也是很好的伙伴。在本书即将完成之时，玛莉莲•杨（MarilynYoung）女士总是能为我提供恰当的词汇。最后还有约翰•凯雷（JohnCayley）先生，他认真阅读了书稿的每一部分，在研究进行到非常紧张的时候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以及对本书所涉及问题提出的富有灵感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