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会议之后，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动作更来劲了。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在此之前，党委扩大会议已连续开了17次，都是以“大辩论”之名行批判围攻之实。这次万人大会，按迟群们的说法是“在全校范围开展‘大辩论’”。会上先由吴德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全文，随后是对两封信的批判。对于两封信如何批判，看来他们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只传达批示、不宣读信文说不过去，宣读信文又怕他们的丑事传出去。于是想出了“读一段，批一阵”的办法，妄图使人不能得到连贯、完整的印象，并以批判淹没事实。同时他们又想出了布置人作伪证的“高招”，以颠倒是非。这次会上准备了15个作伪证兼批判的发言人。虽然这些人经过训练预演，但历史不容篡改，会上的表演漏洞百出。迟、谢的以假乱真、用“分割”信文掩人耳目的伎俩未能收效，聪明的知识分子们正好利用了他们的弱点：他们不是把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分割开来一小段、一小段地念吗？大学生们就一小段、一小段地记录下来。他们不是念上几分钟、批上几十分钟吗？大学生们就利用这几十分钟，仔细回忆、仔细核对记录。他们批判了一整天，学生们记录、核对了一整天。就这样，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全文一字不漏地被记了下来，传了出去，散发到全国。至于那15个作伪证兼批判者的发言，则很少有人记，也很少有人传。
迟群说他们是搞“大辩论”。吴德同志讲话中说：“十几天来，清华根据主席的指示，‘大辩论’搞得很好。”是这样吗？十几天来，哪一次会允许辩论过？开万人大会的这一天，我是被人拉到“工字厅”，坐在校政治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对面墙壁上张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看管我的人只准我面对这条标语，不准我改变坐向，当然更不准许到大会上发言。这难道是“大辩论”？迟群、谢静宜不是大大的“革命左派”吗？他们敢于让我和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同志作为辩论一方到大礼堂讲台上参加辩论吗？他们不敢。他们只能也只会用假话去欺骗世人。写到这里，我想摘录几句这次大会以后，12月10日迟群、谢静宜以清华大学党委名义向中央所作的《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情况的报告》中的话，看看他们是怎样欺骗世人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大辩论中，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我们给以充分的发言机会”，“不用感情代替政策，而始终是平心静气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虽然他们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我们还是坚持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看！讲得多漂亮啊！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政治骗子，不论在哪种社会里，这种人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两面人，干坏事，说假话。迟群、谢静宜不正是这种人吗？！
我从广播喇叭中仔细地收听了大会上每位伪证者兼批判者的证词和发言，实在感到惊讶和愤怒。因为那些所谓证词和批判发言没有哪个是真话，都是些谎言和秽语。他们说我们信中揭发的迟群的那些事都没有。迟的一位亲信说他们的迟群同志“艰苦朴素，公私分明”，“因为工作太忙，睡得太晚，有一次抽烟不慎是把公家的被子烧了个洞，但立刻作了赔偿”，并出示了总务部门的赔偿收据。惠宪钧同志是管后勤的，他最清楚，迟群没有赔偿一分一厘，会场上拿出的所谓“收据”，是他们临时制作的。这位亲信说他们的“迟群同志从来没闹过名誉地位”，攻击信中揭露的事实是“造谣诬蔑”。然而，正是这位亲信，每一次迟群闹起来，都是他跑着来叫：“刘冰，快去，迟群闹起来了”，或“快去，迟群又闹起来了”。会上作伪证的人说我反对毛主席是一贯的，甚至有人说我是一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这真是弥天大谎。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是任何假话都敢说，任何坏事都敢做的。会议在迟群的导演下开了一天，骂了我们一天，撒谎了一天，全校师生员工疲劳了一天。唯一的收获是刘冰等人的两封信被师生们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