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太监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但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年）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六十四岁，耿定向七十二岁，李贽七十五岁。
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糜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餍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坟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是，因为抄不出万历所想象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兵围其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好多少。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倒腾了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这是他永远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