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惑
向 熹
2000多年前，当中国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开始撰写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时，他陷入了矛盾——孔子说，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其何怨乎”，但司马迁在一篇以伯夷、叔齐口吻写的诗中看到怨愤之气，于是他只能怀疑是不是自己对这首诗理解错了。
接着司马迁又借他人之口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困惑：如果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何像伯夷、叔齐这样一生“积仁”的人却终于饿死？为何像孔子最推崇的弟子颜渊也常常食不果腹？而盗跖无恶不作却寿终正寝？司马迁比照当时的现实，这并不是个别，而是普遍的现象！他终于忍不住将疑惑说了出来：“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面对的困惑是循环的：如果天道酬善，那伯夷、叔齐的死就证明他们不是善人；如果他们是善人，那他们的死又在证明天道不是鼓励从善的。
解决不了这样的困惑，司马迁只好到他最尊崇的孔子那里找答案，找来找去，只找到三条不无勉强的根据：一条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人按自己的志向做人，不必考虑结局；一条是“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从商风险太大，太不确定，于是孔子也被迫选择跟着志趣走；一条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所以行善的人才显出伟大，这也就是他们的价值。
很显然，写史重在史观，“个体选择”、“被迫为之”、“难能可贵”三个理由用于道德说理可以，但如果用来建构史观、指导历史叙述却极其困难。
“司马迁之惑”所针对的价值与得失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其背后是人类进程的一种必然规律。对这个规律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中国目前转型进程的关键任务。
人的管理，实质就是欲望的管理，通过管理实现欲望的释放与管束。释放欲望，可以激发人无穷的创造力；欲望的满足可以带来幸福感，欲望的不满会带来痛苦。于个体而言，欲望满足往往是暂时的，而痛苦却是经常的；于群体而言，欲望的创造力与破坏力并存。因此，欲望这把双刃剑需要约束。
事实上人类一直在寻找管束欲望的方法，以保证社会运作的正常，保证人们痛苦的减轻与幸福感的增进。在这个找寻过程中，各民族的智者都贡献了智慧，其中一些幸运的智者的思想成了宗教，并成为约束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时至今日，凡有生命力的宗教无不在约束人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