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我们从事的是昂伯托•埃科（ Umberto Eco，意大利著名学者、作家———译者注）所说的“记号语言分析”。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的是恰似庞杂拼图游戏中的大量零散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暗示”、“符号”、“线索”、“向量”。凡此种种，似乎无不表明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有意义的研究模式。它们到底是纯粹随机的巧合呢，还是真的就是某种研究模式？如果真是这样，该模式的意义何在？其意义是本身就蕴含于研究模式之中呢———如此说，便是历史上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还是由于我们的组合而将自己的意思渗入到了研究之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发现自己开始了意义非凡的历险，我们自己动手去“寻找圣杯”。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个譬喻，阐明每个人都必须在其生命中渗入意义、寻找目标、确定方向。也正因为如此，《圣血与圣杯》才一如既往地对如此众多的读者深刻地诉说着什么。
1984年秋天以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继续研究《圣血与圣杯》所讲故事的其他方面。 1986年，我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弥赛亚的遗产》（ The Messianic Legacy）发表。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走入了一个死胡同，至少对于涉及历史和当代政治的圣杯故事是这样。我们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被称为“锡安隐修会”（亦译“郇山隐修会”）的半秘密团体突然销声匿迹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为之追根溯源、探究其成员与活动的所有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的研究成果趋于多样化，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有关雷恩堡的形状及其可能的意义在《圣地》 ( The Holy Place , 1991)中进行了探讨；《神庙与会所》（ The Temple and the Lodge ,1989）和《死海文卷骗局》（ The Dead Sea Scrolls Deception , 1991）探讨的则是共济会以及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的重大事件，其材料与“雷恩堡之谜”尽管并不直接相关，但还是沾得上边。
然而，除了我们之外，“雷恩堡之谜”也成了欣欣向荣的商务活动。 1982年夏天，当《圣血与圣杯》仅有的英文版付印之际，超过1万人次的游客涌向那个小山村。随着本书的法语版和其他语种版本的面世，造访雷恩堡的游客数量翻了一翻还多。以后游客持续增长，至今每年超过 10万人。雷恩堡现在已经成了朝圣者的真正圣地，其中包括那些好奇的游客、狂热的企业家、严谨的研究人员、探宝者和热衷于宗教戏法、不明飞行物和亚特兰蒂斯的各种“神秘组织”。有人甚至在附近置地安居。
诚然，雷恩堡从20世纪 70年代初我们首次知道以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再是一个安宁、无人知晓和与世隔绝的小山村了。 1994年，索尼埃的遗产———贝塔尼亚别墅和马杰达拉塔（ Tour Magdala）易手，现正在大修中。索尼埃的冬日花园里建起了一座博物馆，雷恩堡开办了一家藏书颇丰的书店。毫无疑问，我们的索尼埃神父也会很高兴地看到：自己的肖像装点在了雷恩堡的“贝朗热•索尼埃”牌葡萄酒酒瓶上。小村里一个名为“特雷•德•里戴（ Terre de Rhedae）”的协会还发布新闻通讯，并为维持教堂和村子募集资金。或许，不那么受欢迎的是，雷恩堡现在作为“旅游中心”需要修建停车场和添置无数的垃圾桶。
据我们所知，目前至少有六个圈子或研究团体在致力于探索和研究“雷恩堡之谜”及相关的主题。它们有些无疑是严肃的、学术性的和负责任的。另有一些也许只能称为真正的怪癖。其中两个成立于英国，即雷恩集团与索尼埃社。它们大多出版其成员最新成果的杂志、简报或新闻通讯，也发表一些书评和花边传闻。
“雷恩堡之谜”广为流传，这种传播有时令人难以置信。比如说，它出现在英国报纸周日增刊为杜本内葡萄酒所作的整版彩色广告中。在一个更为严肃的注释中，“雷恩堡之谜”引用于新近的一部权威著作，这就是克里斯托弗•赖特的《普桑画集》（1984年）。1971年被咨询时，安东尼•布伦特气急败坏地否认我们的证据：我们提出普桑《阿卡迪亚的牧羊人》中的风景实际上是雷恩堡附近的一处实景；其中的坟茔也是实际存在的，位于阿尔克村附近。现在，得到公认的是，普桑画中的背景与当地风景相似是“不可否认的”。
遗憾的是，那座坟茔已经不复存在了。 1988年，它毁于一次错误的保护性努力———以图使该墓免遭雷恩堡之谜所诱惑的贪婪寻宝者疏忽大意之破坏。有人多次企图进入墓中，竟至登峰造极———携带炸药进行疯狂的爆破，以致绝望的所有者抡起大锤砸坏了墓体。现在剩下的只是令人心碎、毫无价值的散落砾石。不过，乱石芒野中被毁坏的东西许多方面被修复与还原。比如，1989年在雷恩堡之谜的激发下，斯图尔特•科普兰创作了一部歌剧，在克利夫兰大剧院首演。我们还得知，“雷恩堡之谜”也开始进入几首流行歌曲的歌词中，并得到了音乐界头面人物如斯廷、戴维•博维的好评。而在古典音乐界，雷恩堡的故事被多米尼克•马尔多尼写进了一个宗教歌剧里。
《圣血与圣杯》出版后不久，电影编剧兼导演保罗•施雷德造访了我们，说他本人与同事马丁•斯柯赛斯有兴趣将故事搬上荧幕。拍摄权由此卖给了派拉蒙（ Paramount）电影公司。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无果而终，弗兰克•罗达姆以及另外两个人要将该故事改编成电影的尝试也没了下文。不过，转念一想，我们的书有助于创造一种氛围，使斯柯赛斯得以对尼克斯•卡赞查齐斯的小说《最后的诱惑》（ The Last Temptation）进行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