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活，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见我进来，一手端着碗，一手拉着我进了客厅，让我在沙发上落座。我仔细看了看他，外表没有多少变化，还是穿着黑色对襟的夹袄，宽大的黑裤子，家做的黑布鞋。脸上还是满满地像用刀子刻出来似的皱纹，又密又深。精神仍然十分健旺，年过七十的老人了，可并不见老。抬手动脚都十分利落，说话声音洪亮，吃起糊糊来呼呼有声。再环视一下厅里的陈设，一看便知道，沙发、桌凳、书柜这全套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书柜里摆着不少书。我过去看了看，多是“文革”中出版的历史、埃及史等，还有“四书”“五经”等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这些显然也是公家发的，摆在那里，主人是不会去翻看的。我正看着，老陈吃完饭丢下饭碗走过来，使劲跟我握了握手，喊着：“大斌同志，谢谢你来看看我。我现在也不用谈工作了，我是个平民百姓了。咱们这见面是老朋友交往，不讲别的事儿，也不用说工作上的事了。”
我忙上前问候：“这些年不见，挺想念你的，早就想来看看你。身体好不好？”
他高兴地哈哈大笑，抬抬胳膊伸伸腿，说，“你看，壮着哩！一说这我就高兴啊！从我往上数三代（再往上数我就不知道了），老先人们都没有我的年岁大，在旧社会，老一辈都早早饿死了，苦死了。我过了七十，算长寿啦！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幸福啊！”
前些日子，听人说陈永贵下台后满腹牢骚，整日愁眉苦脸。可是，今天坐在我面前的陈永贵，却是另一个形象。他精神健旺，性格开朗，看不出有什么苦恼，也没有前些年的逼人官气，又是一个慈祥、热情、善良的老农民模样了。我们对面坐着，平等地、自由自在地说着家常话，只有这时才对他有了几分亲近的感觉。
正说着闲话，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这几年新闻界的老朋友、新朋友都写文章骂我，你写过没有？”
这一问倒是有点意外，我说：“这话看怎么说了。恐怕也不能说你的记者朋友都写文章骂了你，人家是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嘛！至于我，你也知道，那几年我在新华社管农村报道，我虽没有写过‘骂’你的文章，可是那几年的报道，没少批评‘学大寨’运动，那些报道是我组织的，文章、报道都登在报上，你一定都看过，那是我的工作。还有，去年秋天，我参加了对大寨、昔阳的调查，调查报告里说了你们的好话，也说了坏话。不过，不管好话坏话过头话，都是调查组那个时候的认识，不代表哪一个人。”
陈永贵仔细地、耐心地听我说长篇大论，等我说完了，他一摆手，哈哈大笑，说：“你倒说得仔细。我也就是这么一问。都是过去的事啦！说好哩，坏哩，批哩，骂哩，都过去了，不想它了！也不说它了！”他又笑了起来。
我说：“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风风雨雨，你过得也不容易。你上了年纪了，还是平平静静、高高兴兴养老，过几年好日子吧！我们希望你健康长寿，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幸福！”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看看去！现在我只有这么一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儿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他又回头喊道：“汤师傅，咱们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