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之死
狄 马
翻译巨匠傅雷的愤然辞世，是在1966年的一个孟秋之夜。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五十八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布带，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没有谁会注意到这样一条消息。在一个恐惧满布、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亡故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后，几个神情傲岸的片区警察经过匆匆的讯问就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来不及向父母的遗容告别，就匆匆地掩埋，像送走一盆过时的盆景。
几乎所有傅的亲属、朋友都痛悼傅的英年早逝，谴责了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际上傅在此前已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仿佛最后的几年不过是死神在挑选吉日。
1957年，傅雷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达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1958年，“反右补课”，傅雷再也无法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家见到夫人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傅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个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
而现在，这只昂首天外的天鹅终于等到了上路的机会。经过从这年8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动身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和有毒鸩的药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协。
就这样，当第二天上午，女佣周菊娣按时为他打扫卧房，发现平日生活像钟表一样刻板的译匠没有起床，他已经永远地睡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户籍警察左安民闻讯赶来，发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上面写着：“此包由××路××弄××号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全文如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