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此次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完全系知识分子”/申诉信都落到了王明的手中/周恩来说：“这件事应该给叶挺申冤。”/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出面，通知叶挺被开除党籍
叶挺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干应对了广州起义的战事，又依据形势及时地提出了把队伍拉往海陆丰的方案，但他的方案没有被采纳，因此他不仅不该是起义失败且损失惨重责任的承担者，而且应该对他的真知灼见给予肯定。
大约在12月20日，中共中央派李立三作为代表，前往香港负责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他召开有关会议，却把叶挺排斥在外，并亲自起草《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做出“此次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完全系知识分子，表现极其缺乏指挥的能力，到了紧张的时候，便慌乱起来，动摇起来，不能坚决地执行省委原定以群众为中心的策略，而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的结论。
随后，李立三坐镇的广东省委又做出《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给予黄平等7人撤消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置。叶挺也在7人之列，决议中有关他的文字这样写道：“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而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对广州起义做了一个截然相悖的决议，称“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实革命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1928年2月，中共中央将与中央意见相左的李立三调离广东。3月，周恩来亲赴香港，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做的错误结论和惩办措施。
叶挺的留党察看处分虽予撤消，但对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指斥却未被更正，这让他难以接受。1928年夏，中共“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叶挺前往苏联，一次次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申诉，请求撤消对自己的不实指责。
申诉信落到了王明的手中，他因追随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而得势，他本人就是一个“城市中心论”的热衷者，理所当然地抵触叶挺那把城市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主张。因此回应叶挺一次次申诉的，只能是冷漠、疏远、排挤。
在有米夫参加的中共“六大”上，广州起义又一次被抬到意义“非常伟大”的高度，甚至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经验”。而起义的功臣之一叶挺，却在会议期间被支到远离莫斯科的黑海岸边疗养。
待叶挺回到莫斯科，“六大”已开完，而且他得知在广州起义备受褒奖的会上，如何纠正对起义领导人不公正处置的问题，居然根本没有列入议程。他又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信，要求对广州起义问题做认真的评议，还声明若一个月内得不到答复，就离开苏联。
此信一去杳如黄鹤；米夫、王明又搅了中山大学邀请叶挺的报告会，这使叶挺的革命热情遭受了极大的挫伤，他怀着一种怄气的情绪，离开了苏联。对此，周恩来当年就有过叙述：“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做报告，共产国际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应该给叶挺申冤。”
叶正明对我们说：“父亲离开以后心境渐渐平静了下来，感到不该这样甩手就走，不管怎样委屈，事情还是应该对党讲清楚。于是他又回到苏联找共产国际，但没有人理他，甚至有些挺熟的人见面就规避，这才促使他前往德国，开始了一段流亡生涯。”
叶正明还告诉我们：“在恩施的时候，我曾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党？父亲对我说‘我没有离开党，是党不要我啊！’父亲的话从60年代周总理的一次讲话中，可以得到印证。总理说：‘叶挺在莫斯科的日子非常不好过，那个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根本就没有参加广州起义，却写了篇所谓的《广州起义纪实》，向叶挺身上泼污水。叶挺写了篇广州起义的总结报告，却不许他申辩，反而由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出面，通知叶挺被开除党籍。’”
“根据这些材料，有关方面应该出面做一个正式的结论，说明我父亲没有‘自动脱党’。我听说当年共产国际的档案已经解密了，前些时候王若飞的孩子王兴和夫人张鼎丞女儿张九九去俄罗斯，看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我希望有关研究人员能帮我们查一查，找出有关广州起义和处理我父亲问题的档案，我父亲究竟是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还是他自动脱党，就会大白于天下了。”叶正明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透露着由衷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