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听说他病了，起不来了。我去他家看他，才发现哪里是病，而是几天没有吃到东西饿的。他的老婆蓬头垢面，有气无力地把我拉到外边偷着对我说：他快不行了，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现在家里什么可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前两天还有点儿地瓜叶和胡萝卜缨子，他没有舍得吃，都给孩子吃了。昨天我让他去找领导说说，他不干。他说：“我是支部书记，你叫我去找谁说呀?找公社书记?大家都差不多。叫他单独给咱们解决?这不是‘干部特殊化’吗?现在中央要纠正‘五风’，我是刚上来的支部书记，你要我继续搞干部特殊化，这怎么能行呢?! ”就这样，他硬是拖着，还不让我去说，这不是眼睁睁地等死吗?说着她流下了眼泪。她说：“我和孩子也是几天没有吃到一点儿粮食了，这样下去也活不多久了……”说到这里，她祈求着对我说：“把这个孩子给你，你把她带走吧 给她一条活路吧!”我说：“这怎么行，往哪带呀?北京，她没户口，怎么待呀?”这时她身边的小女孩，抱着她的一条大腿叫着：“妈妈，我饿、我饿!”看到这种情况，我真心酸，难过极了，赶忙从兜里掏出仅有的15斤全国通用粮票。这是我下来之前，我们全家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他们怕我到灾区挨饿，让我带下来，以备不时之需。看到他们这种情况，我想这些粮票该充分发挥作用了。于是我一边把粮票和三元钱交到她手里，一边说：“你赶快到城里粮店去买点儿粮食!”
那时粮票特别是全国通用粮票很珍贵，用这种粮票不仅可以买到地瓜干，还给一定比例的玉米面。她接到粮票和钱，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流着热泪高兴地说：“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回过头来，她拉着小女儿保华的手，叫她跪下来给我叩头，认我为干爹。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不好意思地躲在妈妈背后，她妈妈硬是把她拉了出来。当她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时，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赶忙上前拉起孩子说：“不行，不行，快别这样，别这样!下放干部是不许认干亲的，这是中央规定的。何况粮票也是国家发给的，谁最需要就应当给谁。”接着我说：“不过你们可千万不要和任何人说，因为一则我也没有粮票了，二则给你们没给别人也会引起闲话来，再说领导也不让这样做。”她表示理解，最后说了一句：“谢谢您，谢谢您救了我们全家!”
这就是发生在张寿仁上吊之前20几天前的事。
张寿仁身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为什么要寻短见?事件发生后村里人一直在议论纷纷，大家作了种种猜测，但谁也说不清楚。被抢救后的头两天他一直在昏迷中，后来因为刚清醒过来，舌头又受了伤说不出话来，不便急于问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他老婆：他为什么要寻短见?她说：“那天早上，我带着孩子外出去找吃的，走的时候看到他只是呆呆地发傻，什么也没问，一句话也不说。等我回来一进门就看到他已经上吊了，于是我赶忙大声喊人，他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现在也说不清，反正我们既没打架也没吵嘴……”
发生在中央万名下放干部蹲点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上吊自杀，虽然未遂，但这种事情在全公社、在惠民县下放干部中震动很大，引起很大反响。有人说“共产党员自杀是一种叛党行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要自杀，一定有问题，必须搞清楚!”弄清楚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的。
过了几天，张寿仁已经渐渐清醒了，并且也能够说话了，但这件事他和谁都不讲，别人也不好多问。那天，我去看他，他见到我就哭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我不好直接问他为什么要上吊，只是从侧面安慰他说：“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值得你这样?这是非常错误的，有什么困难或想不通的问题，应当找领导谈。”老半天他才断断续续地说：“老张，我对不起你，实在对不起你呀!”我忙说：“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啊?”他抽泣地说：“我知道你的口粮也不够吃，可你把粮票都给了我们，你自己不够吃，饿肚子，也浮肿了，这不是也害了你吗！你给我们粮票，对我们帮助很大，但是不可能解决问题呀，那15斤粮食我们全家3口人，就是熬稀糊糊喝，也只能够喝十来天，可是喝没了怎么办?离夏粮下来时间还长着呢，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想来想去觉得没奔头，不能再拖累别人了，所以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