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实际上是塌落下来的四楼，断壁下躺着血淋淋的日本人片冈。唐山市警卫处的李永昌、地区公安局的小崔一起攀登上去。片冈脸色青紫，一块楼板重重地砸在他的骨盆上。无法往下抬，抢救者用毯子将他裹起，两头各拴上一条床单，慢慢地，通过斜靠墙壁的梯子往下“顺”，上边放，下边接。片冈在剧痛中惨叫。李宝昌大喊：先别管他疼！救命要紧！”又一个异国人逃出了死神的巨掌。一个小时之后，宾馆内抢救的高潮暂告平息。这些在今天回想起来仍感到惊心动魄、充满恐怖的所有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宾们，从来也没有能够忘记当时在中国经历过的这一天：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一夜间成了名副其实的灾民。他们淋着雨，在宾馆废墟前的小广场上席地而坐，身上披着花窗帘，头上四个人顶一床棉被，围着一堆用蘸煤油的碎木片燃成的小小的“篝火”……
冷。渴。饿。除此以外，还有在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中体现出的友谊和忘我。从宾馆的果树上，中国人给外宾们摘来了又小又青的苹果。“权当早餐吧！抱歉的是没有水洗，没有刀削。”不，不用了，现在还讲究什么？”都是受灾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用手势在说话。他们用床单擦一擦“青果”，就往嘴里填。那酸涩的滋味一定终生难忘。一位丹麦女医生在为受伤的中国翻译擦洗伤口；另一位丹麦朋友伏在地上，为刚刚抬来的中国伤员铺展床单。风雨中，身体虚弱的日本人和法国人背靠背坐着，相互支撑。更多的人在照看着正在呻吟的日本重伤员。还有三个日本人没有找到。
当几乎筋疲力尽的李宝昌又一次带人钻进废墟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群法国人和丹麦人也自动地跟在他的身后，领头的竟是法国访华团60岁的团长蒙热。“我们也要去找日本人……”“不，不行！”李宝昌被这意外的情况弄得不知所措，“你们，快回去！”可是外宾们已经奔上了废墟。李宝昌通过翻译喊叫：“你们别参加！别参加！你们幸存下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不能让你们再被砸伤！”几个年轻的外国人挣脱开拽住他们的手，已经跑到了中国人的前面。一位法国太太也跑了上来。她脱下自己的高跟皮鞋，塞在李宝昌的手里，又指指李宝昌被鲜血染红的赤裸的双脚。
所有的人回忆起来，都认为这是奇异而动人的一幕：在一片黑魆魆的废墟上，白种人、黄种人，自动地组成了一个救死扶伤的集体。他们身边是随时可能倒塌的断柱、残壁，他们头顶有晃动着的断梁；然而他们除了记着那几个濒死的生命，已经把一切都忘了。他们忘了伤痛，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国度。那一瞬间一切都模糊了。踮着一双法国高跟鞋的李宝昌在喊叫，在指挥。法国人、丹麦人、中国人在一起寻找日本人的踪影。人们最后发现：日本专家田所良一、武腾博贞已经遇难，身负重伤的须永芳幸也在送到唐山机场后死亡。7月28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决定派一架专机到唐山接运外国人。两辆汽车从宾馆风驰电掣般地驶向机场。像任何汽车在7月28日那天都会遇到的情形一样，它们在路上被成群的伤员截住了。司机面前是老人、孩子、重伤员……无数双求救的眼睛。“这是外宾，”司机嘴发涩，心发颤，“这里有受重伤的外宾。让我走吧。……”这就是我们善良而真挚的中国人民。
当他们听到“外宾”两个字时，那一片呼救声、叫骂声立时止息了。中华民族历来把礼仪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世世代代继承了这种民族的风格。他们默默地退让开去。尽管那些被木棍支撑着的伤腿能挪动的每一步都痛得钻心，那些躺在板车内的被推开去的伤员的每一声呻吟都揪着亲人的心，他们还是让开了道路。这几十名外国人在机场同样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在饥饿的7月28日，他们得到了空军警卫连给他们送来的一人一小杯宝贵极了的米汤和一个又厚又硬的油饼。最后，他们穿着空军战士捐献的绿军装、蓝裤子和“老头布鞋”登上飞机。那一刻，他们哭了。他们拉着中国朋友沾血迹的手，一遍遍地问：“你们自己的家人不知怎么样？”“开滦矿工不知怎么样？”“还有他们，那些扮演小白兔的小朋友，他们现在在哪里呢？”这些外宾还没有忘记那些可爱的中国儿童，就像今天，唐山人民还在向我充满感情地谈起这些外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