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武人没有愤怒的权利吗？
僧王面临的鲁莽行为和正当性的难题，已经被人炒作了多年。但是，这是一个伪命题。即鲁莽行为和行为的正当性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鲁莽是手段问题，正当性是合法的目的问题。见敌人来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击之而快慰人心。因为规则是强国定的，那么弱国为何要遵守？即便圆明园因此被烧，即便招致列强更大的要求，但是，如果不打这一仗，长期来看，一定就能保住那些利益吗？民族之气节有时又不能以利益得失去衡量。何况一个骑士，他的使命就是见到敌人就杀。问题不出在作为武人的僧王，而在晚清专制的体制。
对于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诱击换约的敌人，和由此导致的更大规模的侵略，有学者精辟地论道：
这里涉及一个具体问题：对于已经签订了的不平等条约该不该遵守？中国过去盛时所提倡的示天下以“信”的立国之道是否还适用？揆情度理，既然不平等条约是战败后被迫签订的，那么这一条约就是当时力量对比的记录。更何况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军事强弱之势，而是全面的、深刻的差距，改变之道在于先自图强。同时，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今天签字明天推翻，既足以招祸又必然进一步失去尊严。例如僧格林沁诱击根据《天津条约》而来的英国船之役，一时“天下称快”，结果招致1860年第二次英法联军，造成更加惨重的破坏，最后续订更加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对于僧氏之举，从郭嵩焘到曾国藩都曾强烈反对，曾国藩甚至认为他闯下这么大祸“义当杀身以谢天下”。但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僧格林沁气不忿打了洋人都被认为是爱国义举，虽败犹荣，而郭、曾的见解则有提倡媚外降敌之嫌。问题在于审时度势，靠这种突然袭击、甚至辱其使臣的做法能否推翻刚刚签订的条约？谁的主张更能保护人民的利益，避免更大的损失？如果不从意气出发而以理智的负责的态度考虑，答案应该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