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任事，是《清史稿》对李鸿章的中肯评价。换句话说，李鸿章是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的。他在最终接受与八国联军谈判的艰巨重任同时也是屈辱重任的时候所说“舍我其谁也”，这是他的好为任事在一个无法挽回的时代，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没有人对李鸿章的死表示可怜，更谈不上可敬。比如一穷人家跟一帮富人家打架，父亲拼死了，全家剩下的人窝在屋子里，只有偷偷地哭泣，而不能有任何声张。
因为大家都明白，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所以，是知耻而后勇的时候，不是回顾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基本情结，可以说，对李鸿章的历史性结论还不能下得太早，因为大家在往前奔。
我们倒是可以换个角度，从国际事务中反观李鸿章，或多或少打破一些沉闷老旧的视野。
奥运会之谜揭示的是我们证明身份的诉求
举办奥运会是国人的梦想。在晚清的对外交涉和冲突中，中国的国际身份被冲击得一塌糊涂，160年之中，我们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在国际上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于是，奥运会以及各种国际盛会，都承载了我们证明自己身份的重要使命。
于是，各种谣言和野史甚嚣尘上，更拿出李鸿章率团参加1896年奥运会说事。其实，所有的历史记载中，均不能找出任何证据证明李鸿章曾经接受过顾拜旦他们的任何邀请，更不用说率团参赛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体育博物馆均无此事的相关证据。20世纪80年代，有中国专家访问了国际奥委会设在瑞士洛桑的总部，专门询问过这个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无证可查。
我想，人们说李鸿章率团参加奥运会是为了创造一种奇特的效果，以讽刺固步自封的晚清如何在国际上出丑，达到一种自我虐待的心理目的。
这种对历史的错误解读，昭示了人们是习惯于故意根据某种目的需要去篡改历史的。
1896年4月6日，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奥运会的故乡希腊雅典举行。此时李鸿章正在赶赴圣彼得堡的路上，肯定是没有带员参加奥运会。事实上，李鸿章根本就没有带这个任务，更谈不上带运动员参赛了。所有关于李鸿章带员参加第一届奥运会的故事全部是以讹传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