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郭嵩焘和近代大多数官僚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不是停留在简单的感叹和维护自尊的议论上，而是深刻地分析中西差别的背景，并最终走向文化意义上的自省。他发现，西洋文明的原动力，除了制度上的原因外，还有学术上的和教育上的原因。因为只有全民族的素质和思想得以开化，才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又说：“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为此，他建议，在国内开设西式学馆，“行之有效，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以广益学校之制”。这种建议在30多年后的戊戌变法中才被重新提起。由此观之， 郭嵩焘的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价值。
最终， 郭嵩焘从观察者变为反思者。他从中西比较中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 实际开创了中国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文化学的先河。他对中国的反思有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的落后是中国力量上落后的重要原因。在当时多数士大夫看来， 中国上古先贤统治时期，是真正的圣人之治，因此，不存在对上古思想反思的可能。而郭嵩焘却把思想的矛头直指中国文明起源时期。他完全认识到中国重人治（德治）反而不得长远之治，西洋重法治反而得天下大治的政治现实。在当时的士大夫中，能够认识到德治和法治关系的可谓仅郭嵩焘一人。郭嵩焘的思想已经明显地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而他因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得到惊天动地的结论，也必然会给他带来严重的后果。
郭嵩焘由反思而怀疑中国政治，并且越来越激烈地走向对顽固的士大夫的沉痛鞭笞。他反对以夷狄之名来称呼西洋，呼吁承认现实。郭嵩焘还十分关注中国选派留学生的事业。1 8 7 7 年( 光绪三年)5月，扬州船政局选派刘步蟾、方伯谦、严复等人作为海军留学生，在监督李凤苞的带领下到达英国。郭嵩焘安排他们或进入英国舰队中，或考入皇家海军学院。他多次与留学生谈话，与他们结成忘年之交。留学生们学习了微积分学、新学、力学等，都是以前在中国的学问中没有读过的，现在学了这些，不啻事半功倍。郭嵩焘无限感慨地说：就凭这个也能证明出洋留学的好处实在不少啊！
面对中西发展如此巨大的差距， 孤独的郭嵩焘深感一介老臣的无能为力。他看到了治本之法，而又无法改变事实，最后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哀叹。但是郭嵩焘最伟大之处， 在于他勇敢地承认现实、独立地思考现实和批判地怀疑现实的精神。郭嵩焘最大的悲剧也正在于此——他的超前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不能为现实所容纳，且最终为被顽固的小人咒骂、攻击和陷害。
晚清面临的历史使命， 有人看到了， 但是这个人却被巨大的沉重的历史包袱所压制，这个使命不可能完成也就是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