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很坚决地予以否决。皇帝说：薛景宣虽然言辞狂妄，但是他是上书言事的，如果杀了他，有可能断绝了上书言事的通道。皇帝的最后决定是赦免薛景宣。
难道，宰相们就不知道杀薛景宣有可能断绝上书言事的通道吗？当然知道。他们的动机很可能正是这一点，杀一儆百，不让更多的人对朝廷提意见。唐高宗很坚决地否定了他们的建议，也应该是看到了他们的动机。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号召官员上书言事这个问题上，从永徽之初到现在的永徽五年(654)，这么长的时间里，朝廷的基本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意见分歧如故。皇帝还是主张广开言路的，他对于官员们万马齐喑很恼火。而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集体，则完全跟皇帝的意见相反，他们反对大家提意见，而真有意见上来，他们也会找理由给予打击。
在薛景宣事件上，皇帝坚决地否决了宰相们，但是双方的对峙并没有结束。是否广开言路，在朝廷如何治理天下这件事儿上是否多听大家意见，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标志。永徽政治与贞观政治的区别，就可以从这里找到。然而，我们看到的是皇帝要积极继承贞观路线，但是遭到宰相集团的有力阻击。如果说永徽的政治沿袭了贞观的某些特征的话，那么也是在高宗这个方向上，积极求治，广开言路。如果说永徽政治远离了贞观传统，那么主持者正是宰相集团。他们不仅没有充分发挥皇上的核心作用，甚至加力阻拦一般的批评意见。皇帝在这里否定了宰相的意见，不仅仅表达了皇帝的宽宏大量，也寄托了皇帝对于一般官员的希望。五品以上的官员真的没有指望了，皇帝是不是希望在中下级官员中获得支持的力量呢？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完全有可能。
通过以上三件事，可以看到皇帝的姿态在变得强硬，有明显的突围动机。但是，要突围成功还有很多的路要走。皇帝现在，根本看不到什么地方存在突破口，因为他虽然没有追究薛景宣，但是也没有人敢于以薛景宣为榜样，朝廷上下依然是一片寂静。唐高宗如同是黑暗中的人，摸索周围的高墙，要寻找一个出口，但现在还不知道出口在哪里。他必须继续摸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