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傅雷双目白内障依然如故，又并发慢性结膜炎。
傅雷对自己的悲剧性结局似乎有清醒的认识。他对傅敏说：“反右的时候，我遭害于姚文元之手，现在姚文元更红了，我与其落在这伙人的手里，还不如早点离开。”[9]他在给傅聪的信中也说：“人生一世不过如白驹过隙的话，在我们的确是极真切的感觉，所以把生命看得格外渺小，把有知觉的几十年看做电光一闪似的快而不足道，一切非现实的幻想都是从此来的，你说不是？明知浮生如寄的念头是违反时代的，无奈越老越是不期然的有此想法。”[10]
比“反右”时期幸运的是，两个儿子傅聪、傅敏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傅雷不再有太多的牵挂了。在特殊情况下，他可以主动选择自己的死。
抄家批斗的现象不时出现在傅雷家的附近。高音喇叭叫嚣着，一家又一家的人被赶出家门，在红卫兵的抽打和吆喝下游街示众。按理说，傅雷没有工作单位，自可减少被批斗的机会。但他没有抱侥幸心理，每到晚上的时候，傅雷与他的妻子尽量不开灯，以免被人注意。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8月30日夜11点，一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入傅雷家。他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这些“热血”青年对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实施抄家时，发现了傅雷写给李翠贞的信，如获至宝，转而直奔傅雷家而来。那封信是傅雷1959年写给李翠贞的。当时李翠贞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她的丈夫在香港。李翠贞经常往返于上海、香港之间，很不方便。她的丈夫希望她留在香港，她写信给自己所信任的傅雷，请傅雷给她出主意。傅雷复函，力劝李翠贞在上海为国效力。李翠贞听从了傅的建议，继续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没想到，这样的信件，在红卫兵眼中却成了“反革命罪证”。李翠贞被怀疑为“特务”，傅雷则被怀疑为“与特务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