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是傅雷的爱子。在傅聪身上，傅雷倾注了无可比拟的父爱，这从《傅雷家书》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把傅聪培育成一位国际知名的钢琴家，为国家争了光。可是，儿子却出走了，傅雷固然可以想到傅聪的处境，但他依然难以接受，心情非常郁闷。
幸运的是，在周恩来、陈毅的关怀下，傅雷得知：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敞开着。而且，傅雷很快可以和傅聪恢复通信了。
此后，戴着“右派”帽子的傅雷深居简出，全身心致力于自己的翻译事业。由于长期的劳累、失眠、忧虑，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脆弱，他的个性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傅雷一度因“右派”身份，不能出书，这对他是要命的。他不拿工资，长期靠稿费生活。有关部门指示：傅雷可以继续译书，但新出的书不能署“傅雷”本名。人民文学出版社因此跟傅雷商量，傅雷一口拒绝：“要出，仍署‘傅雷译’。”1961年9月30日，报上宣布摘去他的“右派”帽子，这并没有给傅雷带来什么快慰，他只是表情严肃地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给我戴帽是他们的事，摘帽也是别人的事，跟我没什么相干。”1963年6月2日，傅雷致信傅聪：“历史上受莫名其妙指摘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伏尔德、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老话说得对：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7]
1965年，政治形势严峻起来，傅雷的身体也更加恶化。9月29日，他的眼睛突然大花，赶紧去看医生。医生说他目力使用过度，如不长期休养，有失明的危险。此时，他的生活状况已非常困难了。由于长期无法出书，他没有了经济来源。这位已享有国际声誉的、一向孤傲的翻译家，如今为了自己的家庭，不得不致函上海市委宣传部，希望帮助解决在生活上和事业上的一系列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