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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友柯灵印象中的傅雷：“过分的认真，……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的色彩，那就是耿直。而因此带来的缺点则是执拗。”“他的眼睛一向在云端里，对许多事情要求严格，心直口快，勇于提意见，而这些意见，当然难免瑕瑜互见。”[3]

　　1954年翻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当时的与会者、钱锺书夫人杨绛回忆道：“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4]“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5]当然，这只是杨绛的想法，傅雷没想得那么周全，他并没有恶意，却把气量小的人给得罪了。

　　他毫无顾忌地提了大量的意见，在“反右”运动中便免不了被卷入漩涡。1957年5月，傅雷出任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7月6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的文章。没想到，仅过了一个多月，他便受到了批判，成了“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他的妻子朱梅馥在12月23日给傅聪写了一封信，称：“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顿，这对他最是痛苦……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也瘦了四磅。……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付，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6]

　　教训虽深，傅雷却没有改变自己的真性情。上海文艺界一位领导想保傅雷，但前提是，傅雷需要把检查的调子定得高一点，哪怕说自己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都行，以求“认识深刻”，免戴帽子。但遭到了傅雷的回绝：“我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结果，傅雷由“中间分子”升格为“右派分子”，被指为“反苏”、“反社会主义”。他陷入极度的痛苦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外留学的傅聪也受到牵累，被从波兰召回北京参加整风反右，写完检查后方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当傅聪在波兰不断听到国内对父亲的批判扩大化的消息后，他考虑到自己一旦回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的可悲处境中，他选择了出走，从波兰出走英国。这对傅聪是不得已的举措，对傅雷却是沉重的打击。

傅雷和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