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

　　“文革”刚刚开始，傅雷已预感到自己将在劫难逃。他对朋友们向来都是那么坦诚，这次也不例外，说：“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2]这使朋友们非常不安。

　　他也对周煦良坦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这使周煦良脊背发凉，思绪不由得回到那次令知识分子难忘的“反右”运动中。

　　本来，傅雷并不热衷政治。他喜欢在自己的思维世界里畅游，将翻译视为自己的人生使命。但在解放前，国家蒙难，他的赤子之心不能不因此愤激：1931年春，傅雷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邀请，在罗马发表题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讲演，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又在抗战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他又与马叙伦、陈叔通等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推进民主运动，并发表反蒋宣言。解放后的1950年，傅雷根据民主促进会原订会章“民主实现之日，即行解散”一条，宣布退出该会。他虽然于1949年7月应邀为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代表，但因故没有出席。又于1953年9月被推选为第二次文代大会代表，仍然因故没有参加。1954年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他虽打算参加，但因放不下手头工作而未出席。所写《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的长篇书面意见，被列为会议参考文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以致译作不断。从傅敏、罗新璋所编的《傅雷年谱》中可以看到，从建国一直到1955年4月，傅雷几乎没有参加什么会议。

　　但从1955年5月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大的变化。看到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又有政府对他的高度重视，还有朋友们不断的邀请与鼓励，使傅雷感到自己有必要走出书斋，从宝贵的光阴中抽出一些时间参加社会主义事业。他是那般的真诚，一旦加入进来，便付出高度的热情与坦诚。他出席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被派为“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作为政协代表，他要负起建言献策的责任，很快写出有关国画界、音乐界、儿童读物、高级知识分子等问题的七份意见书。几个月后，他又写出三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他积极参加上海政协第一届第六次常委扩大会，并在会上发言和补充发言；出席上海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书面发言；参加政协考察团的活动，先后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及《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1956年到1957年7月，他撰写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正是傅雷的真品质——他容不得一点假。傅雷是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非常严格的人，他的意见不可避免地触犯了一些人。

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