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我们去了动物园，接着星期天又去了马戏团。
“看哪，妈妈，”维斯说着，朝一排闪光棍子、帽子和花哨T恤指了指。他眼睛里闪烁着渴求的光芒。“一把剑！”
离开演还有5分钟了，我们应当尽快找着自己的座位。我买了两张马戏票，好带着维斯去看大象小丑耍把戏，吉普车开过大力士的身子。但还来不及走进大棚找着座位，来自中国的各类小玩意儿，就把维斯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狂热兴奋的小朋友们推挤着我们，他们身上大多装饰着闪闪发光的纪念品，手里攥着大团大团粉红色的棉花糖。扬声喇叭召唤人群进场，尽快找到座位，演出即将开始。
“给我买一个吧，妈妈？”维斯问我。他一只手拖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指着售卖纪念品的小摊儿。“你看见了吗？是把剑呢，真正的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我顺着维斯的手指，看见一把亮绿色的剑，装在塑料剑鞘里。旁边贴着一张手写的价签：15美元。
可别误会了我，我对男孩耍刀弄剑的心情十分理解，尤其是一个穿着一双小得不行的鞋子的男孩，渴望一把带鞘的剑—这心情，我太理解不过了。但我绝对不会掏出15块钱来买一把容易断掉的绿色塑料，我甚至根本不需要把那剑从挂钩上取下来，透过它闪闪的荧光翻检一番，才能告诉你它是哪儿产的—我可不是19世纪出生的人。那把剑，满身满脸都写着“中国制造”。只不过，抵制中国东西的人是我，不是维斯。维斯从来没提出要抵制中国，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抵制，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
我必须赶紧想法子。我蹲下身，跟维斯视线平行，开始跟他谈判。
“我不能给你买那把剑，因为今年我不买中国东西，”我说。“可要是你真的很想要，我会给你买，等回了家，你再用压岁钱还给我。这样，买它的就是你，不是我。”
维斯皱起眉。他不敢肯定我给他指的方向划算不划算，尤其是，我还告诉他，做了这笔交易，他的存钱罐就空了。
“你的存钱罐里有16美元，那把剑卖15块，再加上税的话，你的存钱罐会一直空到明年过生日，”我告诉他，“至少。”
我看见维斯在残忍无情的经济现实下蔫儿了气。接着我又想到他那勉强塞在网球鞋里的可怜脚丫子，好像把这么沉重的决定压到这么小的孩子肩膀上有失公平，于是我在交易里加了点糖。确切地说，是让它变得无法抗拒。我告诉维斯，要是他放弃那把中国剑，我会给他买个其他地方产的玩具，只要不是中国产的，什么都行。
“而且你可以把自己的钱留着。”我说。
他顿时快活起来。他也不是19世纪的孩子。他又飞快看了一眼那把剑，但我看出，他眼神里的那种渴望消退了，他已经在想着别的东西了。我牵着他的手，快步走进大棚，很快，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