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中国的日子，倒也有些好处。有个多雨的下午，我们在塔吉特，凯文飞快看了一眼收银台旁边的放屁垫子的标签，然后极不情愿地把它放了回去。他又在其他几个柜台前逛了几圈，也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市场上大部分的玩具，我们都不必掏腰包了。再没有什么尖头塑料恐龙，寸把高的玩具建筑工人，或者色彩鲜艳的戏水玩具。我们得靠现有的东西应付过去。
然而，抵制中国货还是有不少危险—包括社交风险。
一天晚上，我小姑子惊恐万状地打来电话，她说，她刚发现自己留在我家门口、庆祝维斯小手术成功的礼品盒里有两辆中国造的小摩托。
“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她说，“太对不住了。我没看它们是哪儿产的。我完全忘了。要不要我去把它们退掉换个别的？”
隔了不久，邻居拿着一盒糖果过来拜访。
“新泽西产的，”她边说边把盒子递给我，“我看了标签。”
我大吃一惊。我一直觉得我是挺能克制自满情绪的人，可显然我估计错了。我一心忙着琢磨自己干的事，也就是不买中国货；可我却完全忽视了周围人在干嘛—他们在忙着买中国货。在制定新年游戏规则之前，我压根没想起礼物这档子事，这可是我家中国产品的一条重要来源啊。
有那么一刻，我用了点劲才站稳。
“你没必要留意标签啊，”我告诉小姑子，“我们不买中国货，并不意味着你也不能买啊。这就跟我吃素，不等于大家都得吃素一样啊。这是我们的计划，跟你无关。我们可没打算告诉大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但难道你不想把中国东西隔在屋外吗？”她问，“让我把摩托车拿回来吧。我再去找点别的东西。”
我张口结舌。
“你不必刻意这么做。”我说。
“真的？你肯定？”她问了至少五次。“我可以把它们拿回来，你知道的，一点儿不费事儿。我当时肯定是脑袋进水了。”
我再次宽慰了她一番，但挂断电话时，她还在不住地道歉。
对邻居我也说了同样的话，但她根本不买账。
“我们可不想担上破坏你实验的罪名。”她这么说。
我常常在无意之间得罪人。几天前，我在一家小咖啡馆吃午餐，到柜台前等着付钱。店主指着一柜四月狂欢节的主题首饰叫我看。我相中了耳环和手链，就近拿起一副耳环细细端详了一番。之后用手把它翻了个面，瞅了一眼背后的标签。
“是不是挺可爱的？”店主问我。
我点点头，接着做了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我多嘴了—唉，我早就知道不该这么做。
“真遗憾，我不能买。”我把耳环放回架子，有几分抱歉地说。“我今年不能买中国货，这是我的新年愿望。明年我再来关照你吧。”
店主眯缝着眼睛。
“嘿，要是像你这样的人不肯帮忙，那些中国三岁小孩儿怎么过活咧？”
我摸不准她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打算不管了。我做出一个蒙娜丽莎般的微笑，示意我明白了她的要点（我当然没有），接着怪不好意思地付了饭钱，逃到一张桌子背后坐着。代卖中国器具的店主（我估计她那些东西都是中国造的）肯定不欣赏我的计划，自然也不会喜欢我那副充满优越感的腔调，可我居然没有想到。我最受不了充满优越感的腔调。我以为跟斯麦德列太太的接触已经治愈了我自欺欺人的毛病，可我现在才发现，那叫人难以忍受的余烬还在我内心燃烧。
独自就着盘子吃饭的时候，我妈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
你知道，骄兵必败，幻影老妈说。
别再提醒我了，老妈。我栽在这上面几百回了。
那你准备怎么改正呢？她想知道。
我会把嘴巴紧紧闭上。我不会购买中国产品，但我会把这件事藏而不露。我要像所有正派人一样，少拿自己的事王婆卖瓜，绝不再招摇过市，引人注意。我会把上嘴唇和下嘴唇牢牢实实缝起来，直到明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