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也没有发生。
好吧，确切地说，并不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也差不多。新年过后几天，凯文开车去劳氏买射钉枪，买回了一把“台湾制造”。他汇报说，还有另外两种选择，一个是中国造，另一个是美国造，但美国产的那把没有他想要的功能。
“我想，既然‘台湾’和‘中国’是分开写的两种产地，买台湾的大概也不算错。”他说。 又有一个星期，我们全家去了家得宝，好让凯文买金属钩子，把工具挂在工作室的墙板上。他一直没个像样的地方做木工活儿，而我们的新房子，在车库旁边有个房间，能容他铺开工程，摆放设备。我带着孩子，在五金部赶上了他。他拿起一小袋金属钩让我看。
“这个没写是哪儿产的。”他说。
我把包装袋翻了个面。过了几秒钟我就找到了标签，几个小小的黑色字母，中国制造。 “没法子。”我说着，把口袋递给了他。
凯文转过头去，在货架上来回翻检。我牵着孩子走到园艺区，让他们坐在割草机上假装开车玩儿。过了片刻，凯文双手空空地走过来。
“只有中国钩子，”凯文说，“但我看中了一架墨西哥梯子，下回再来买。”
看来没买到钩子并没打消他的士气。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取车的时候他说，“工具多放在地上一年，也不麻烦。”
此外还有些太过微妙的事儿，非得挖开我的脑袋，才能看得见。我逐渐爱上了想出抵制中国货这个点子的自己，而且动了真情，爱得很深。外表上看起来我没什么变化，还是一个谦虚谨慎的实在人，诚如我老妈的培养。可在内心，我简直像个摆谱的大明星，叫人消受不了。我开始相信自己那套吹嘘。过去几天不断回荡在耳边的赞许声，像首歌儿般在我脑海里唱了又唱，我真舍不得这绕梁的余音啊。最叫我受用的一句话，是个熟人对我说的，她侧过身子告诉我，“要是像你这样的人再多些就好啦。”是啊，我顺理成章地想，要是像我这样的人再多些，我们就能拯救世界喽，顶不济，也能拯救一部分美国人的工作吧。
这天，我坐在沙发上发白日梦时突然想起，抵制中国货的灵感其实并不完全是我想出来的。考虑到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意识到这一点可真叫我有些吃惊。犹如是晴空打了个霹雳，我渐渐想起，抵制活动的精髓，属于美国中西部一个叫佩吉•斯麦德列的陌生人。
我在《华尔街时报》的头版上读过斯麦德列太太圣诞前夜的故事。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圣诞节禁令：一位母亲在圣诞树下抵制中国”（2004年12月24日，记者乔纳森•伊格）。故事说的是圣诞节礼物大采购期间，斯麦德列太太尽量不买中国商品，只买美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