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久，我正准备收拾地板上的空纸盒子碎包装纸，突然想起我还有个棘手的人要对付，也就是我老妈，她现在是一支老年希腊合唱团的成员。
她老人家今年已经71岁了，可那长舌好辩的性子至今不改。这脾气是她1951年上大学修读哲学时落下的。她最爱讨论的话题是旧约，她家后院的鸟儿，正确的英语文法，穷苦人受难—排名不分先后左右。黄金法则是她的最爱，要是她听到我的抵制中国计划，肯定会怀疑这事儿不符合黄金法则。她会以为我无事生非，柿子专挑软的捏。她保准会以此拉开一场华丽的争论。
“要是有人抵制你，你会怎么想？”她铁定会这么开场。
接着她会停下来琢磨，我到底还是不是她生出来的女儿。
接着她会这么问：“是为了那些工厂里低工资低待遇的中国工人吗？”
我老妈热爱全人类，而与人展开有关争论，是她热爱的方法之一。在她的世界里，绝没有什么不值一提的对手。“谁关心他们怎么想？”这种话她从来不说。她关心每一个人的想法，尤其是错误的想法—因为，这样一来，就该她履行自己帮人纠错的职责啦。有一回，全家去码头旅行，那时我才八九岁，亲眼看见她跟一个光着膀子骑摩托的大块头争论他拳头里捏着的海星是不是跟犹太教的六角大卫星有一样多的角！天知道当时我心里有多害怕。
“大卫星！”那人斜靠在码头的平台上，把那死掉的海星高高举起，兴奋地大叫道。
我老妈朝他走过去。
“大卫星是6个角。”她说。
“5个！”他咆哮说。
“6个。”她说。
“5个！”大汉冲她嚷。
人群渐渐围了起来。我暗自许了两个愿：第一，摩托客千万别杀了我妈；第二，但愿脚下的厚木板裂成碎片，让我一头栽进太平洋的巨浪当中，掉下20英尺深的海水中，再也没人看见。那天许的愿，兑现了一半。摩托客骂咧咧地从码头上走了，没对我妈动粗；但我一直稳稳当当地站在码头上。
“不，不是为了中国工人。”要是老妈针对我的抵制中国运动发起第一轮猛攻，我就这么回答。
“那么是为了美国工人喽？为了那些因为中国没了工作的美国工人？”
“不，也不是为了他们。”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会问。
“是个实验而已，”我会告诉她，“就是想试试这么做行不行。”
“那到底能不能成呢？”
“我还不知道，妈。所以才要试试看。”
她会失望的。风不往她这把火上吹，她就没辙。“实验”这个词会让她哑口无言。我可是来自一个科学之家，教师之家啊—一家人全都是虔诚的科学家和教师。在我们家，反对实验，反对追查真相、探索知识，是绝对行不通的—就跟反对孩子上钢琴课一样。谁想在这方面寻找突破口，一准儿白费劲。我要在老妈开始唠叨前堵住她的嘴。
拿定主意之后，我把包装纸揉作一团，扔进从地上捡起的塑料袋里，接着，我得意地蜷进沙发，回味着这场想象中的胜利。我又觉得有点小小的愧疚，因为踩扁老妈、阻止她对全世界劳苦大众作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总归是不太好，尤其是，她住在西边两个时区之外，我每隔一个星期才跟她打一次电话。我决定尽量拖时间，不把我们抵制中国的事儿告诉她。
孩子在楼上叫我，小憩时间结束了。我叹了口气，百般不情愿地打起精神上了楼，暂时把老妈、中国放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