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王朝
19世纪初以来,中国与西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双方的冲突最终爆发,而且以英国割占中国领土告终。然而,香港这个明显毫无吸引力的岛屿为什么偏偏被英国首先选中,个中缘由有待解释。

早期黄埔港的风貌
香港是散布在珠江入海口的数百个岛屿之一。在这些岛屿中,陡峭、多石的香港岛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有名的;1842年英国割占的时候,香港既非人口最稠密,也肯定不是最荒芜的一个岛。早在1000多年前,珠江就不但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水道之一,但在闭关自守的中国,香港是个不受重视的附属地,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南中国海的气候造就了珠江的重要性,每年4月到10月,西南风如期而至,西来船只易于进入珠江;而11月到来年4月,东北风则使这些船只的回程顺水顺风。对于那些经历过惊涛骇浪的西来船只而言,珠江是他们在中华帝国遇到的第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16世纪,第一批来自葡萄牙的欧洲人造访了这个地区,他们在澳门半岛避风处找到一处天然锚地,并获准定居下来。在澳门,没有任何表明中国领土永久割让的迹象。葡萄牙人只能在高墙之内活动,生活必需品每日按需送入。从澳门上溯70英里,就到12了当时巨大的商业城市广州。广州是中国通往海洋的门户,也是横亘中国南部达800英里的广东、广西两省(两广)的首府。水网密布的自然地理往往会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复杂影响。伦敦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泰晤士河的最低架桥点、泰晤士河河口的顶端,泰晤士河河口在提尔伯里变得狭窄,使伦敦易守难攻。广州的地理位置与伦敦相仿,同样位于容易进入的河口。1864年首次出版的这一水域的《航海指南》指出,这条航道“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条大河都安全”。在大屿山、南丫岛以及北面的伶仃岛附近,散布着众多避风港湾。不过,除了航行本身有风险之外,这里还有其他的危险:珠江入海口的岛屿,海岸线绵延数百英里,为那些靠捕鱼、海盗和走私为生者提供了庇护所。海盗活动一直延续到现代,不过目前已很罕见,渔业和走私活动则仍旧颇为兴盛。
从理论上说,珠江像泰晤士河一样易守难攻。珠江航道在澳门上游大约30英里处收窄,宽度只有数百码,进入名为狮子洋的海峡。此处被形象地比喻为老虎的嘴巴,即人所共知的虎门。穿鼻和大角两个炮台俯视着这一段航道,穿鼻距离第二道沙洲不足20英里,穿越海峡的船只始终在两岸的视线之内。由于沙洲的阻碍,海船必须等到涨潮时分才能渡过浅滩,第一道沙洲在黄埔的南面,那里的水更浅,对船只吃水的限制也更大。因此,广州南面约7英里处的黄埔成为一道屏障,足以阻止所有大海船进入。1829年,理查德•阿尔塞吉船长报告说,600吨的船只能够轻易通过黄埔,若是一艘1200吨的船也想通过黄埔,那就不够谨慎了,因为第一道沙洲水最深的时候也不超过25英尺,只有吃水浅的船舶才能抵达广州城。敌方军舰即使敢冒两岸炮台夹击的风险,也多半会陷在黄埔动弹不得,舰上的大炮根本打不到广州,只有舰船上的小艇才能穿过黄埔到达广州。
广东是个奇特的地区,历来受到中国其他地区的猜疑和蔑视。公元960到1279年统治13中国的宋朝诸皇帝,对广州城有大量巫师和魔法师的报告深感忧虑,于是专门发布敕令,禁止用活人祭祀。这种不信任感部分起因于广东地处偏远,它离北京有2000多公里。连绵起伏的山脉使之与中国其他古老都市隔绝开来,很少的几处险要关隘是穿越这些山脉的必经之路。北方人根本听不懂广东当地居民的语言;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令人侧目。广东人似乎什么东西都敢吃,甚至吃那些中国烹饪根本无法接受的东西,如蝙蝠、乌龟、生猴脑以及刚刚出生的小老鼠。在导致香港殖民地建立的一连串事件中,广东的这种奇特性和偏远的地理位置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个省份只会给北京政府带来麻烦,说到底是相距太过遥远。8世纪时,广州曾遭到阿拉伯入侵者的劫掠,北京对此处之泰然。尽管北京不大会因为遥远而靠不住的南方发生的事情而烦恼,但如果夷人把战船开到靠近京城的渤海湾——正如他们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皇帝的宫廷就会收到警报。

乾隆统治期间,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广州虽然不乏奇异之处,仍被人们视为一个大城市,作为“省城”而在中华帝国境内广为人知。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最终在广州开展贸易之际,一位造访广州的法国旅行者写道:“这个城市比巴黎还大,而且肯定更繁华。街道狭窄,铺着……非常坚硬的大而平的石头,最好的街区很像巴黎圣日耳曼集市的街道……有许多漂亮的广场和宏伟的凯旋门。”(Receuil des Lettres Edifantes des Missionaires Jesuites, 1702. 早期的欧洲游客误把省份的名称Canton当成了城市名,而且这种错误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晚近,广州才有了合适的音译名称——Guangzhou。)与巨大的中心城市广州相比,尽管当时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门在贸易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过是一个小城镇而已。
在清朝(1644—1911年)的中国地图上,香港要么被略去,要么就无法辨认。1760年出版的一张海图首次标出了香港,但仅仅绘出该岛的西部海岸。之后不久,东印度公司所属“约克”号的乔治•海特船长也绘制了一张海图。这张海图颇多误差,虽然标出了现今维多利亚港的水深,却将锚地错误地标在索罟群岛南端一个毫无遮蔽的地点。这张海图显然很粗糙,但海特船长至少记录下香港保留至今的著名名称。他把他假想的两个岛屿中较大的那一个称14作“昂船洲”,又叫“香港”。(塔尔博,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H.D. Talbot,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HKBRAS)),1970年第10卷,“Hong Kong正式的名称是Xianggang,这是按照普通话的发音,与粤语的发音大不相同。”)
如同英帝国的绝大多数领地一样,香港几乎是偶然地获得的。

努尔哈赤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
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这是两千年来统治中国的第9个王朝的第6位皇帝。道光是伟大的乾隆皇帝虽然乾隆于1796年退位,但实际上他在1799年去世前一直把持着朝政。(1736—1795年在位,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中国的疆界扩展到有史以来的最大限度)钟爱的孙子,继承了从喀拉昆仑山到大海,从西伯利亚大草原到印度支那边境的600万平方英里广袤领土的最高统治权。
皇帝本人不是汉人,而是通古斯人,又称满人或鞑靼人。这个民族来自朝鲜与俄国之间的地区,有着与汉族不同的语言、习俗和传统。皇帝的许多汉族臣民都非常敌视满族统治,恢复汉人王朝的运动此起彼伏。皇帝的祖先生活在满洲,即关外与朝鲜北部的一片地区,紧靠阿穆尔河以及现今的俄罗斯边界。满族人以狩猎和打渔为生,使用驯鹿和独木舟,在适合的季节也栽培农作物,但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非常娴熟的弓马本领。1607年,通古斯贵族努尔哈赤成功地以武力统一满洲里,自称大汗。原文如此。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年号天命,国号金,史称后金。——译注努尔哈赤大肆犒赏投降的杰出汉人、蒙古人和高丽人,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胜利,从而在满洲按照汉人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国家,尽管它仍然保留了满族人的特征。皇帝指挥按照八旗方式组建起来的野战部队,每旗有8000人。首批满族人的本名,如多尔衮、济尔哈朗、莽古尔泰,表明了他们尚未汉化的特征。
1618年,努尔哈赤率领统一的满族国家攻打明朝,1644年攻陷北京。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由满洲的“汉”变为中国皇帝,定年号为“太宗”,把他的王朝定名为“清”。原文如此。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为清,称皇帝,年号崇德。太宗是皇太极的庙号。——译注太宗在诏书中异常清楚地确定了满族人的目标:“内修政事,外勤讨伐。”军事始终是清朝的王朝传统,贝勒(清皇室贵族子弟)不但要学习质朴的古典经籍,还要掌握战斗技能,如射箭和骑术。八旗兵是满族的常备军,这是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军队,在整个18世纪都证明自己既能长时间艰苦作战,也能保卫新征服的广大地区。因此,到下一个世纪,当满族军队在数量上远处劣势的西方军队面前一败涂地时,这个王朝在精神上受到极其巨大、事实上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中国的汉人发现他们的新主人很粗鲁,这种粗鲁也让荷兰商人大吃一惊。他们在北京会晤一位高层满族官员礼部尚书——最神圣传统的捍卫者,这位文官竟然“拿出一块半生的猪肉,旁若无人地吃得津津有味。他看上去不像王公,倒更像是屠夫”。荷兰人还发现满族贵妇同样缺乏汉人的礼节,一位“高贵的鞑靼夫人……非常快活、随便……她拿起使臣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还把他紧身上衣的扣子几乎一直解到腰间”。满族人及时吸收了更多的汉人习俗,但他们确信能够用法律措施来维护自己的个性。
与汉人通婚是明令禁止的,满洲心脏地带严禁汉人涉足,用柳木栅栏划出了界限,禁止汉人移民进入。皇室宗族法庭(译者按,即宗人府)密切监督宗室全体成员的活动,主要是使宗室子弟远离任何实际权力,保证他们获得教育,享有安乐的生活并养成普遍良好的习性。

武举考试。满族人有尚武精神,满族人参加文举考试,都必须先考骑射,合格后才能考文举。乾隆以后,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这种文武合一的教育制度名存实亡。
1793年出使中国期间,敏锐的马戛尔尼勋爵有机会就近观察汉人和满族人,他写道:“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8到10位君主的更替并没有把莫卧儿人变成印度人。同样,150年时间也不足以让乾隆变成汉人。此时此刻,他依然如同他的列祖列宗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鞑靼人。”克兰默-宾:《出使中国》(CranmerByng, Embassy to China),第237页。清王朝始终牢牢控制着军队,所有军事文书乃至战地命令都是用满文书写,即使是受过教育的汉人也看不懂。八旗军这一常备军虽然是由满族人与汉人、蒙古人混编而成,但军中的满族人军饷却要高得多(一名满族骑兵每月饷银7盎司,汉人骑兵为3.3盎司;一名满族人拥有55亩土地,蒙古人有35亩,汉人仅有25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