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经济连续近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政治社会的稳定繁荣，包括中国在历史、文化等诸方面具备的潜质来看，中国确实已经具备了复兴的初步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开始逐渐浮出水面。1995年7月，美国记者查尔斯•克劳特哈默在《时代》周刊上刊登了《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也将关于“中国威胁论”的中外大论战推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在大洋对岸，中国官方、媒体以及学术界也打响了一场“自卫反击战”。有统计显示，在1996年一年内，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56篇文章反击“中国威胁论”。然而，“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并没有就此消失。为什么中国向世界解释自己的工作举步维艰？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录了雅典和米洛斯两国统帅的一段对话。被征服者米洛斯人呼吁遵守正义原则，而征服者雅典人这样回答：“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作为现实主义的经典案例，这段历史被写进了国际政治学的教科书。很多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相信，正像自私和贪婪是人类本性一样，对权力的无尽追求是国家间政治的永恒主题。正义与道德没有地位，唯有实力决定了一国地位的高低。在这种分析框架下，一些人断言，经济和军事实力都不断增强的中国将不会满足于现状，中国必然会走上扩张的道路。
金灿荣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西方世界，现实主义一直是主导思潮。与西方国家信奉‘法治主义文化’不同，中国信奉‘道德主义文化’。中国能力可以很强，但中国索取很少，中国能力提高不会给世界带来不稳定，更不会是战争。在中国人看来，这种雷锋式的‘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标准’的行为要求是很好理解的，而在一些深受现实主义思想影响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看来则是没有可能的。再看公元1500年以来陆续登上世界舞台的大国，大国崛起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现实主义者的论断，也塑造了西方人的集体记忆。” 尽管从学术角度看，历史推断是十分不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在看待当今中国和平发展的问题时，仍有很多西方学者一直在试图用历史上帝国犯下的错误来证明今天的中国“莫须有”的罪名。
此外，一个国家能否靠内部奋斗迅速发展？这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一个未知数。相对于历史上的大国，拥有１３亿人口的中国，其发展过程中的困难更大、更艰巨，面临着所谓的“超大规模发展难题”。在这样的条件下，和平发展在很多人眼里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靠武力掠夺，中国是否能突破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世界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