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
●中国对外政策出现的一些波动实际上表明，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中国人中还没有达成足以使政策保持稳定所必要的共识，也没有居压倒性的主流意见。如：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到底是什么关系
●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之间内在的不协调，即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压力甚至威胁，恰恰来自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必须与之积极交往的对象上
●5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证明，改变自己，对于解决“中国与世界”这个关键性的命题，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与世界”是一个复杂而又十分重大的课题。百多年来，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外交的走向和成败。这一百年课题演化至今，可以基本浓缩为：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
从中国研究界思考的脉络看，“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这一命题的提出，最初是由思考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引起的。90年代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表明，影响中美关系的最深层因素，是中国与当今国际体系的关系，这是由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中美各自在其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所处的历史进程决定的。当然，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远不是中美关系可以涵盖的，尽管它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难题依旧，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也许正是由于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同时，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麻烦，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谈论这一问题。与之相伴而生的诸如“与国际经济接轨”、“参与全球化进程”、“建设性融入”、“做负责任的大国”等等观点，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人在此领域的思考及其达到的深度。迄今为止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人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达成了某种共识，即中国最终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是不大可能逆转的趋势。
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和确定。中国对外政策出现的一些波动实际上表明，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中国人中还没有达成足以使政策保持稳定所必要的共识，也没有居压倒性的主流意见。如：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除了不挑战现存国际体系和争取从与之交往中获利外，是否要予以认同？进一步说，冷战结束后中国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要达到何种程度、取得何种成果，它才会明确地表示认同现存的国际体系？等等。
中国人很可能长期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只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一些学人断言，中国不做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却又实在说不出该发挥什么作用，可能是因为说不清楚。关于“平等的一员”的说法毫无疑问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需要进一步解释和具体化。
国际体系与自身道路，如何选择
“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之所以成为一道难解之题，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这个体系的主要规则是由它们主导制订的，更符合它们的利益，而且一些规则还在按照它们的愿望修改或调整。特别是美国正到处干预，还不断向中国的一些重大利益挑战。中国目前的多重国家属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曾经遭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东方国家、正在崛起为强国的非西方国家，等等）决定了不论从哪方面考虑，对上述状况都是难以完全认同的。
内部原因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在20世纪后50年的历程中，中国只有在第一个十年里，国家的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是高度协调的。当时世界上存在着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两大国际体系。新中国选择了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这决定了它一诞生便主动加入到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际体系之中。
近年来，历史学家已经达成共识，即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对莫斯科的访问，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同盟的基础，斯大林从此决定，接纳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
新中国根据苏联的模式建国，与社会主义国际体系全面接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教育、国防、外交等等领域，从政策到体制，照搬照学，当然也包括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那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证明，在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高度协调时，中国的发展速度比较快，外交战略也比较清晰。
导致中苏同盟破裂和中国脱离苏联阵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斯大林去世后，中国不再容忍这个体系中苏联与其他国家那种“父子”式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当时中苏对对方的内外政策都有不同的看法。
众所周知，70年代初，主要出于安全战略的需要，中国决定打开对美关系。但是，发展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与当时中国国内“文革”的极左政策极不协调，这是制约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使谈判长达多年的原因之一。对这一问题的忽视或缺乏研究，使相当多的中国人存在这样一种看法，即只要在战略安全方面有共同利益，就足以维系与美国的关系。但事实是，共同的战略利益只不过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却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时间上也是同步的。
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协调，这一过程的出现是以国家发展道路的转变为基础的，它为中国同现存国际体系建立积极的和日益密切的关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并且使这种关系经受住了苏联解体及其阵营崩溃后中国战略地位变化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中国要在冷战后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维持和发展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关系会困难得多。
历史的进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道路给中国发展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和基本根据，不过这条发展道路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步显露出来的某些特点，也构成了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融合的内在限度。如果说发达国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决定了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发展关系的限度，那么中国发展道路本身的特点，则是中国暂时还难以下决心“融入”其中的内部原因。
改变自己，掌握主动权正是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人在未来一个时期里，仍然难以在中国同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这一点即使真的是不可逆转，也注定要经历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外交战略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出现波动甚至挫折，并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例如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之间内在的不协调，即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压力甚至威胁，恰恰来自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必须与之积极交往的对象上，所以对安全威胁的应对难免要冲击到改革开放的许多方面，包括经济（市场经济取向的）、地缘政治（东南沿海）和外交（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等等。困难就在于当前这种不协调暂时只能通过外交手段和技巧加以调适或缓解，而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大踏步前进”或“大踏步后退”。
一位中国学者说过：“中国往往是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的。”5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证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着主动权。改变自己———不断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稳妥地逐步推进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对于解决“中国与世界”这个关键性的命题，仍然是至关重要的。